2013-01-26 星期六 农历腊月十五

打工文学,寻梦城乡(走基层·艺文采风)

2012-07-05 11:32:14  来源:Admin5 整理:中国行业报协会

  打工文学,寻梦城乡(走基层·艺文采风)——来自深圳的打工文学报告

  唐成茂,大家都叫他老唐。老唐不老,40多岁。“我跟黄继光是老乡。”他憨厚地笑着说。上世纪90年代初,老唐在家边种田边教书,如果不是看到报纸上说,一个人在东莞靠一本诗集找到工作,老唐或许仍在老家过着不紧不慢的日子。靠写诗就能过上城里的生活,对爱写东西的老唐来说无疑是一大鼓舞。他当机立断,怀揣300元“巨款”以及一大包手稿出川,坐了5天5夜火车,辗转至深圳。感谢时代,他心想事成,跟报纸上说的一样,既能写作又因此找到了工作。

  此时,曾楚桥从广东化州农村到珠海打工。一天,他的老乡在当地报纸上发了一个“豆腐块”,全厂沸腾,老乡马上被提拔。“他是初中文凭,我还是高中毕业呢!”曾楚桥业余时间也开始埋头写,终于,他获得了某广播电台征文一等奖。不过,他并未就此实现自己的升职梦——为了写作,他经常晚上私拉电线,“不好管”。1994年,他来到深圳,被查暂居证时就说:我是作家。这句话当时挺奏效。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当过保安、摆过摊卖过菜,一直到2003年,他被一份打工文学刊物聘为编辑。

  如今的老唐,已是深圳市宝安区作协副主席,曾楚桥是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他们不是名气最大的,其文学命运在早期打工文学中却是普遍的:通过写作获得一个镇长、一个车间主任的垂青。

  这总让我想起当年的巴尔扎克,前往大都会巴黎,渴望着文学的冠冕,这样的梦想在今天看来很可爱。这也让我想起余华的《18岁出远门》,如果说那本书写的是知识分子的青春怀想,那么老唐他们出远门,书写的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深圳故事,也是中国故事。因为这关涉的是2.25亿人及其家庭。

  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构成了“人民”中的重要部分;这样的书写,无论稚嫩还是粗糙,都客观上成为中国从乡土向现代转型的心灵史。

  他们走出故乡的时候,可能叫大狗、黑皮、水生、秋香、荷花,到了城里,叫电工、泥工、洗头妹;他们写熟悉的人和事,比如工头,同乡,小贩,有光明,有黑暗。多年前,曾楚桥则因为写了自己熟悉的身边人而丢掉工作。那天,村治安队长拿着一本《佛山文艺》劈头盖脸地对曾楚桥说:“我平日对你那么好,你居然把我写得那么坏,赶紧收拾东西走人!我在深圳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

  打工作家们暂时无法驾驭恩格斯所说的“福斯塔夫式背景”,展现出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也无法达到茅盾、柳青、路遥等对大时代描摹的现实主义高度,但却在机器的轰鸣与都市的奢华中,撕开一道伤口,宽度正如离乡背井对他们的灼伤。程鹏,装修工,80后,初中肄业。“我觉得自己每一首诗都写得很好。”他自信地说。《榔头歌》、《大铺歌》、《冲凉歌》,他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工地生活,钢筋、斧头、锤子等意象,或焦虑、咆哮的情绪,突显别样的力与美。

  对比“娘娘很累,雍正很忙 ”的市井文学、你侬我侬的小资文学和浮华雕琢的权贵文学,打工文学的粗砺与莽撞呈现出中国都市生活、都市文学的另一种特色。

  (二)

  老亨,黑边眼镜,《深圳青年》副总编辑。他认为,早期打工文学之所以能引起轰动,是因为与时代潮流紧密结合在一起。90年代初的深圳处在城市化初期,那时进城打工,内心似乎只有喜悦。90年代中后期,喜悦逐渐被焦虑所取代,打工者的特点也有所不同:早期打工者不怕苦累,家里还有几分薄田;如今往往几代人倾巢出动,年轻一代对工作比较挑剔。

  这些变化影响着打工文学主题的变迁。陈再见,“80后”打工者,他认为打工文学不能被窄化为工厂文学,而应关注农民工生活的多个侧面,如留守老人和儿童、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灵挣扎等等。他的小说《瓜果》就写打工父亲接儿子到城里相聚,心灵上却彼此隔膜——在他看来,打工文学应关心人的心是否“进城”了,很多打工者积累了财富,但内心自卑,其子女既没有融入城市,又已不适应农村生活……这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心灵成长,恰恰是未来都市文学的重要内容。

  而这一切正关乎打工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在这一点上他们寻找得很艰难。鲁迅在《彷徨》中说,“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写的是心灵漂泊,打工作家面对的则是现实和精神的双重漂泊。正如许多农民工一样,打工作家的内心既进不了城,也回不了乡。这种身份认同焦虑,首先表现为“打工文学”、“打工作家”的命名,参加文学活动,“作家”会跟“作家”寒暄,“打工作家”则躲在角落很沉默。

  不过,打工作家大多有文学自信:只要是好作品,为什么非得要用身份来评价呢?对于评论界所谓的“底层写作”的说法,他们并不认同。正如曾楚桥所言:“打工文学自从被那些饱食终日的批评家冠之以底层叙事后,一切便显得似是而非。我极度讨厌‘底层’这个词,但是我无法躲避这个词对我的围攻。”面对他们,我常常感到理论描述的无力和失效。

  打工,这个社会学意义的词汇,能够最大程度地有效定义、诠释一个群体。而社会学对模型、框架建构的冲动,恰恰与文学的变动不居格格不入。比如,“打工作家”一词将他们定位为低学历、见识少、乡土的,可是他们的文学资源与喜好却跟当今许多作家一样,十分广泛:一位打工诗人说,他最爱的是法国诗人兰波;一位打工小说家说,他最爱的是王小波。我内心设想的柳青、路遥或者赵树理都没有出现。

  他们有着为自己这个群体树碑立传的文学雄心,但是,对时代与民族做史诗式的开掘似乎并未成为共识,也并未显现。从文学状态来说,他们更接近鲁迅所说的“侨寓”作家:他们被生活放逐于城市,既具备现代都市眼光,又无法脱离故土情结。这种纠结生发出的内心张力,恰恰是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普遍心理。相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侨居北京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们在城乡之间的失重感、断裂感与漂泊感更强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乡土文学、移民文学与都市文学的混合体;其突出的文学特征,是机器工业大背景下的群体流浪、疼痛与伤痕。

  当然,这种疼痛是有局限的,同质化比较普遍。“这是我读一些来稿时的苦恼。”诗人、《特区文学》资深编辑费新乾认为,作家写的东西对个人来说可能意义非凡,但是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你要张扬的是挣扎还是人性之光?你作品的脉动是否与时代的一样?这些都值得每个打工作家思考。《深圳特区报》综艺副刊部副主任齐霁则从这份痛感中,看到都市文学的可能性,在他看来,文学正是来自生命的痛感与号叫。而在当前媚俗的都市文学里,我们难以看到这一点。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年轻的打工作家群体,或许正是将来能写出真正的都市文学的人。

  (三)

  文学自我生产固然重要,文学组织与传播同样不可忽略。深圳之所以成为打工文学的沃土,离不开政府支持。深圳打工文学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是宝安区。这个人口大区70%左右的人都是中学学历及以下。如何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增进他们对城市的融入感,该区很重视文学的功能。据老唐统计,宝安区有100多份文学刊物,打工文学创作者超过2000人,其中100多人加入地市级以上作家协会,每年有上千件富有生活气息的打工文学作品在各级刊物上发表,部分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宝安日报的《打工文学》周刊,更是为许多创作者提供起飞的平台。去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深圳考察,专门听取了宝安打工文学情况的汇报。

  深圳市出钱资助打工文学,一份文学刊物一年经费少的大约30万;一些有文学自觉的官员每到一个街道任职,就都会办起一份文学刊物,给打工者提供自我抒发的平台,也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客观上成为社会的润滑剂、减压阀。打工文学的组织者,除了政府,还有大量文学爱好者。比如老唐参与组织了许多打工者的文学联谊和研讨,热衷提携年轻人;比如《开放导报》编辑廖令鹏,业余时间发表了大量关于深圳打工文学的评论,成为自我成才的文学评论家;比如胡帝,自费开设“中华文化复兴网”,自费开办文学内刊,自费请来专家颁发自己的文学奖,受到许多打工创作者的认同与喜欢。

  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让文艺服务于广大群众,让广大群众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始终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文学如何真正地聚焦于普通百姓,如何表现与塑造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不仅是文学课题,还需各方的关注与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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