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6 星期六 农历腊月十五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记者》与范长江的记者素质观

2012-12-04 16:06:08  来源:网络 整理:中国行业报协会

抗战初期是范长江写作甚勤的一个时期,作为著名记者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的领导人,当时很多报刊都争相刊发他的文章,只是由于岁月尘封,时间隔膜,其中有些文章现今不为人知罢了。笔者最近在翻检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青年知识》周刊时,发现了该刊所发表的范长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记者——纪念九一记者节八周年》一文。这篇文章是范长江新闻理论探索和新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我们认识、研究范长江的新闻思想和理论贡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笔者现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该文发表的有关情况及其主要内容,尤其是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范长江的新闻记者素质观,略作缕述。

范长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记者——纪念九一记者节八周年》一文,发表在《青年知识》周刊1941年第4期第62页,1941年8月27日出版,全文1800余字,是一篇纪念性的专题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收入《范长江新闻文集》,却在著名的范长江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蓝鸿文先生的《范长江有哪些新闻作品未收入〈范长江新闻文集〉——给读者提供一个研究目录》一文中有如下著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闻记者》,载张铁生主编《青年知识》(周刊),1941年8月27日出版。”[1]138值得注意的是,蓝先生在该文中还有如下一段话涉及该文:“我在研究范长江新闻生涯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了一些未选入《范长江新闻文集》的范长江的新闻作品。这些作品的重要程度,虽然不及《范长江新闻文集》中的某些作品,但它们是范长江新闻实践的组成部分,对我们认识范长江,研究范长江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有一定帮助。这些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包括内部刊物。有的还见于报刊广告书讯。如范长江在香港办《华商报》期间写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闻记者》一文,就是一例。这很可能是一篇论述记者的重要文章。非常可惜,我苦苦寻觅,也未能找到。”[1]135-136笔者据此推断蓝先生著录该文的信息材料,可能主要是来源于1941年8月《华商报》刊登的《青年知识》出版发行广告,而且蓝先生应该后来也并没有亲自查阅到这篇文章。蓝先生对该文的著录之所以没有小标题,是因为当年《华商报》为该刊登载的要目广告中,也没有提供小标题的信息。另外,蓝先生误将该文著录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闻记者》,题目中多了“新闻”二字,大概也是由于缺少原文核对所造成的一种手误。

《青年知识》周刊,1941年8月6日在香港创刊,由张铁生主编。1941年8月5日,由中国共产党人主持的香港《华商报》第1版刊出该刊的创刊发行广告云:“青年人应有青年知识。张铁生主编,全国名家撰述,创刊号:明天出版,零售八分。”主编张铁生,1904年生,又名张铭鼎,江苏高邮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柏林学习,1936年重新入党。张铁生先生长期在文化界、新闻界工作,先后主编或编辑过《国民公论》、《青年知识》等多种知名刊物。《青年知识》周刊的作者队伍,名家如云,整齐壮盛,如该刊创刊号上就发表了邹韬奋、茅盾、乔冠华、宋之的、胡绳、黄约眠、袁水拍、戈宝权等名家作品。《青年知识》周刊在当时影响很大,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创刊号出版之后,“未及两天,即已售罄”[2],遂连夜加印4000份,以应读者需求。可惜新中国成立以后,张铁生先生离开了新闻出版工作岗位,因此,他在报刊编辑领域的贡献遂鲜为人知,曾经风行一时的《青年知识》周刊,也渐渐湮没于历史的云烟之中。如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王桧林、朱汉国主编的《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等大型辞典或工具书,都没有设置《青年知识》周刊的相关词条,以搜罗全面、材料丰赡著称的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对该刊也无只字提及,这不能不让人唏嘘感叹!

颇有意思的是,《华商报》1941年8月5日为《青年知识》做了出版预告,8月6日又为之做了出版广告,并且登出了该刊要目。此后该刊几乎每期出版之前都要在《华商报》上刊登广告,以扩大影响。但不知是何缘故,《华商报》唯独漏登了该刊第三期的广告。《华商报》1941年8月26日第一版又恢复刊登了该刊第四期出版的广告,或许正是由于该刊第三期未登广告是一个不应有的意外疏忽,所以《华商报》为该刊第四期登载的广告中又出现了手民之误:“张铁生主编《青年知识》周刊,第三期八月廿七日出版。”误将第“四”期作为第“三”期广而告之。这大概是蓝鸿文先生在著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记者》一文时,仅仅著录了该刊的具体出版时间,而未著录具体期数的另一个原因。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记者——纪念九一记者节八周年》写作于中国抗战进入一个特殊而异常严峻的1941年8月底。在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国民党抗日积极性较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抗战的措施,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国民党当局很快就从《抗战建国纲领》的立场上后退了。武汉失陷之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当局于是开始大力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新闻出版界加紧实施新闻检查制度,其主要矛头则是对准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与各民主进步刊物。据不完全统计,“从战时新闻检查局成立的第二个月到年底,半年之内,以各种借口给《新华日报》‘严重警告’、‘扣押报纸’一类处罚,竟达15次之多。至于删改、免登、扣押稿件等,则难以计数。”[3]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这是抗战以来发生的国内政治生活中最严重的事件,把国共两党关系推到了濒临彻底破裂的边缘,标志着蒋介石亲自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为应对国民党当局更大的迫害,中共中央指示,在国统区的我党干部,除留下少数人坚持斗争外,其他同志分别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1941年1月26日,范长江遵照指示,化装离开桂林,悄然飞赴香港,参与创办了中共在香港的第一张报纸《华商报》,并继续指导国新社香港分社的有关工作。1941年4月28日,国民党中宣部下令同时关闭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新社。“祖国正在漫天烽火重重灾难中,……回想1927年武汉会战时代,记者节五周年纪念会热烈的情形,当时谁能料到中国新闻界会有今天的遭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面对即将到来的记者节,范长江不禁感慨万千,从而挥笔写下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记者——纪念九一记者节八周年》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是发表在香港出版的《华商报》上,但在送检时仍然受到了香港有关当局的刁难,全文有四处地方被删减。如第三自然段刊出时有“(以下被检五行)”字样,第四、六、七自然段末尾也分别有一句话未能刊出,只得以“□”代替,以致我们无法见到这篇文章的全貌,这真是令人深感遗憾。

这篇文章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范长江在交代了文章写作的时代背景之后,随即对历史进行了简短的回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说,从前军阀乱政时代,封闭报馆、通讯社和捕杀新闻记者等摧残新闻事业的事,被社会认为是罪大恶极,军阀们也往往不敢轻易下手。邵飘萍林白水之死,引起当时及以后社会的莫大反响,使以后的统治者有所顾忌。抗战爆发,中国新闻事业曾有飞跃般的发展,除了物质设备和发行便利上不如战前外,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比战前大有进步。而更值得指出的一大特色,即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事业中地位的提高,对于今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决定的有利因素。虽然“年来的逆风,对于成长中的中国新闻事业,当然是一种打击,但是中国大势和新闻界自身的力量决定了中国新闻事业一定向前发展,外来的拂逆只是暂时的现象”。由于当时国共合作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因此,范长江对国民党当局暴行的控诉还显得比较含蓄,虽然愤怒异常,但也只是点到为止,没有穷追猛打。

范长江随后对形势作出自己的分析。他认为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抗战正到了新的紧要关头,外在的有利形势和内在的缺陷,必须一致,抗战才能够真正得到最后的胜利。而促进我们自己进步的方法之一,是正义的舆论。我们新闻界必须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说出我们真正的成功、缺点和希望,我们才能一天一天地改进自己、壮大自己,以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可惜的是,现在有些人怕看见中国真正的进步与胜利,恐怕中国真正的进步与胜利,会影响他们少数人特殊的利益和权位,他们开始掩蔽、曲解和武断中国现实的真相。比如很浅显的道理,外国友人也一再谈过,中国要抗战胜利,除国际援助外,中国自身的坚强团结,是最根本的事情。而要能使中国内部真正团结一致,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把各抗日党派,各社会阶层,各地方的力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于是这里就发生了“独裁”制度的改正和对于广大人民“民主权利”的赋予问题。至少,如中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美方委员福克斯在重庆第三次财政委员会上所说的两点,起码应该做到:第一,国家财政要公开;第二,用人要以才能为标准,不能讲关系。但是在有些人看来,这些当然的改革——为保障抗战胜利当然的改革,却不能够容许。

于是,几种官场的所谓“理论”在这种新形势下便陆续出笼了:第一,所谓“中国已经是民主国家”,用不着再谈民主。第二,中国今天在抗战,一切只有“服从”,用不着有所批评和主张。第三,批评就是反对,反对就是反叛,故批评现象者就是汉奸。然而这些人是坚决反对日汪的,于是在“汉奸”之上加一“新”字,以别于汪精卫式的汉奸。

这些理论现在正普遍地被宣传利用着。很显然这是想用武断的宣传来曲解事实,以图遮蔽中国的真相,使中国不能真正进步,抗战保持观望而停滞不前。

由于这些理论都要借助新闻媒体的传播,因此,范长江在此自然地转入到对新闻媒体在这些理论面前应该持何种态度的问题探讨上来:究竟哪一种态度才真正是有利于中国、有益于抗战的?他说:中国人民当然能够看得清楚,历史也一定会有公判。但今天最痛心的事实是,我们新闻界中,有些人被恶势力所影响,而传播有害于国家、有损于抗战的理论。或者为了一点津贴,就昧了良心,硬说太阳是方的,而攻击说太阳是圆的人为汉奸。海内外不愿昧良心的记者,一般统统受到恶势力的排挤、打击、驱逐、拘捕,受尽压迫钳制。

有了上面充分的排比分析,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范长江顺理成章地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在这样的时期中,我们来纪念今年的记者节,我们新闻界朋友和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我以为应当特别强调下面几点!” 第一,我们大家要讲真话。我们新闻记者说话,责任重大,万万不可昧了良心。是好说好,是坏说坏。即使环境困难,可以少说甚至不说,万万不可颠倒是非,误己害人,“中国已经是民主国家”这一类话,下笔时务请三思。

第二,要注重气节。新闻记者最容易有受贿机会,恶势力常常用津贴的方法,使报纸变为恶势力作恶的工具。津贴方法可有不同,而其作用则是一样。最近的形势,津贴之风盛行,于是指鹿为马之论特多。这实在是今天新闻界的污点!我们新闻界,应当特别保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良道德传统。

第三,要提倡学习。在抗战接近胜利阶段,而政治转入复杂困难的时期,新闻界对于抗战政治的影响,至深且巨。我们新闻记者本身的不断学习,至为迫切,无论对国际还是对国内形势,必须随时给予群众以正确的解释,引导他们走上正确势力之途径。我们不应当有“成见”,而且切忌犯“无知”的毛病。个人“无知”是误己,发表出来的文章和新闻如果有错误地方,害人事大。学习之风,我们新闻界实应共同努力。

范长江在文章最后给出一个总括性的结论:“假如问,中国今天需要什么样的记者?我们可以说,需要说真话,有气节,有认识的记者。这正是今年记者节中我们大家应该共同努力的目标。”[4]这既是水到渠成的逻辑结论,也是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

特殊的时代必然赋予新闻记者特殊的历史使命,特殊的环境也必然对新闻记者提出特殊的素质要求。新闻记者是新闻传播工作中的主体性因素,是新闻传播质量和规模的最后雕塑师。范长江对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曾经多次提及。例如他在《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怎样学做新闻记者》等文章中都有所阐述,只是他每次阐述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的环境有所侧重。他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记者——纪念九一记者节八周年》一文中提出新闻记者讲真话、注重气节、提倡学习三个方面的要求,是构成其新闻记者素质观的重要内容。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即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珍视。

范长江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记者、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研究范长江的新闻思想与实践是中国当代新闻史的重要内容。范长江这篇新闻理论文章的重新发现,无疑将为范长江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又一个资料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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