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6 星期六 农历腊月十五

哲学视域下传受关系研究综述

2012-11-02 13:45:41  来源:网络 整理:中国行业报协会

  【摘要】大众传播领域实践的深入开展使传受关系的研究得到关注。本文通过对我国大众传播领域内传受关系研究的梳理、分析,归纳出传受关系研究的内涵、历史、效果、文化和哲学五个层面内容,将传受关系研究理论基础按照价值取向分为目的型、价值型和交往型三个维度,并归纳出传受关系发展的总体特点和趋向。

  【关键词】大众传播活动;传受关系;研究综述

  大众传播活动是多重关系的集合,包括传播者与受众、传播者与传播者之间、受众与受众之间、传播者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其中,传受关系主要指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是以信息或符号为客体中介所建立起的关联结构,是传播结构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传受关系的构建不仅影响着传受观的形成,而且“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如何,直接决定着大众传播活动的水平和传播效果”[1]。从社会宏观结构来看,传受关系也是社会交往关系,传播主体、传播中介、接受主体三者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交往系统。传播主体、接受主体、中介客体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传受关系形态的发展。反过来,传受关系形态变化也会促进或制约传播主体性和受众主体性的发展。所以说,传受关系的和谐与否不仅影响传播效果,而且对人的主体性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传受关系内容研究的五个层面

  传受关系内涵研究。传受关系内涵研究是传受关系内在属性的研究,包括传受关系本质、传受关系分类、传受关系的形成条件与影响因素等。郑兴东是较早开展传受关系内涵研究的国内学者,他认为传受关系主要包括角色关系和信息关系两个方面,其实质是对传受双方之间需要的满足。其研究将传受关系放置于结构和系统中进行,提出建立“和谐传受关系”[2]:即传播者要在认识层面正确对待受众的需要,从态度层面对受众应有平等的态度,从位置层面与受众应当能够进行位置互换,在行动层面应当让受众合理参与,从精神层面应培养受众正确的视听态度。其研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哲学指导下传受关系的本土化研究,为国内传受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在此基础上,张帅进一步对和谐传受关系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和谐的传受关系应当是在建立平等的角色关系与和谐的信息关系两个基础上形成的,提出了应以“受众为本”[3]的观点。传受关系的内涵研究是传受关系研究的起点,其研究有助于厘清传受关系的本体形态、内在属性和形成因素。

  传受关系历史研究。传受关系历史研究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侧重于从社会变迁的宏观角度梳理、阐释传受关系的历史演变,推论未来传受关系发展的现实或可能趋势。唐弦、朱费伽从受众研究角度分析了我国新闻传播主导观念或价值取向对传受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新闻传播的传受关系已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化和灌输的政治关系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引导和服务的社会关系;传受之间的角色也由“宣传者”向“宣传对象”、“信息发布者”向“信息接受者”转变,传受之间的关系由不平等逐渐向平等转变,所以传播观念和理论研究重心也已由“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4]许卫红聚焦于传播者对受传者的语态表达上,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广播电视节目的传受关系分为三次转型,认为社会进步与传媒发展使传受关系的语态表达由传播者对话语权的垄断逐渐向受众需求靠拢,以及受众的参与体验方向的转变。[5]李振侧重于从传播媒介发展来考察媒介视角的变化和传受间关系的变化,提出传受互动所形成的“平视—仰视—平视—俯视—平视”五个阶段演变过程,推论未来的传受关系必将回归平视阶段。[6]唐乐比照传统组织传播,从数字化视角切入,认为Web2.0时代使组织外部传播的传受关系趋于“更平等和高交互性”[7],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关系。传受关系的历史研究是在动态历史中梳理传受关系的演进和流变,有助于把握传受关系发展的脉络和发展趋势。

  传受关系效果研究。传受关系的效果研究主要以经验学派、媒介生态学、受众理论为依据,包括两个研究趋向。一个趋向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通过强调改进传播技术减少传播中的无关干扰,以达到信息传播的对称、平衡、通畅,实现传播效果最优化;另一趋向是倡导通过优化传播生态,改变传播策略,建立双赢,建立平等、互动、对话的传受关系模式以提高传播效果,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关注传受关系和传播效果的最优化实现。张印平提出建立传受“和谐关系的新模式”[8],这种和谐关系建立在传播者和受众信息关系平等的基础上,传受角色可以变换的,信息的双向、通畅流动。丁汉青引入生物学协同进化理论,认为传受之间的关系是“双螺旋”结构,传受效果取决于传受间的制约因子相互变动,而“传播内容是传播者应受传者需求信息变动的结晶”[9],因此,传播者可以通过对制约因子的分析和调整优化传播效果。于红岩探索数字电视传播过程中新的传受关系模式,认为,数字电视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应当是“协同进化关系”[10],应当注重通过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来调整传播策略。梁伶俐认为在以符号为载体的传播中,传者和受者应当形成“交互、理解与协作的信息传播的平衡关系”[11]。郭五林提出新时代应当建立新的传受关系,就是“以受众为中心,媒介和受众共存共荣,媒介、受众、广告主及社会环境多赢的传播模式”[12]。传受关系效果研究聚焦于传播内部的信息流向关系、信息交换关系和信息需求满足关系,其研究重心已逐渐从“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转向,倡导应建立传受互动、平等、互构的关系,促进传受共赢成为主要趋势。

  传受关系文化研究。传受关系文化研究借鉴批判学派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或者从文化批判视角审视大众传播对人的异化,抱有受众是权力异化的“牺牲品”的悲观态度;或者从文化生产与消费的角度,肯定受众在传播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认为受众具有自主性和对抗能力,抱有传播意义是由受众决定的乐观态度。张彪从批判角度对媒介陌生化以及霸权化对受众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其观点暗含了媒介使用与规范失衡所导致的媒介与受众间的关系异化,强调通过积极责任或共同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建设未来“民主、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媒介”[13]。管青山以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依据,从新的视角阐释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对抗主流话语所具有的主体性,认为当今受众在话语上和身体上都得到了解放。[14]传受关系文化研究将传受关系研究拓展到社会结构中,对传受主体性发展以及价值实现具有积极意义。

  传受关系哲学研究。传受关系哲学研究借助于人本主义哲学、交往哲学理论分析和解决传受关系问题。其中,人本主义哲学视角研究关注人的积极主动性和需要的满足,尤其是受众弱势地位的提升与主体性构建。石长顺和向培凤从人本主义角度提出了“建立能动性的传受关系”[15],即传播者的主体性和受众的主体性都得到充分尊重的传受关系。王耀民提出我国大众传媒观念应超越“传者本位”和“受众本位”,寻求传受之间的平衡关系,即正确认识人、肯定人、尊重人,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从事传播的行为准则和终极目标。[16]万燕根据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探讨建立“和谐的传受关系”[17],认为传受双方必须从对方角度出发,站在平等的地位、相同的位置上,建立合理的传受双方角色关系,实现好的传播效果并形成良好的社会传播环境。

  交往哲学研究注重从主体间视角进行交往型传受关系的构建,认为传播者与受传者都是主体,不仅构成平等关系、共享意义关系,也相互构建主体性,主体间性是对主体性的延伸和扬弃。杨保军将新闻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分为传受不分的混沌关系、传受分立对应关系、传受和谐一体化关系三个阶段,推论出未来理想的传受关系应当是和谐的传受关系,即“传受主体互相尊重、互为主体的平等的主体间的关系”[18]。单波在审视西方受众理论基础上,提出构建主体间传播关系的新思路,他认为要真正体现传受关系的意义,就必须超越传统“单一中心论”,树立主体间性,依靠客体中介作为连接的“主体—客体—主体”三级关系结构,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是一种“共生现象”,是“互构”和“协商”。[19]祝平良提出在主体间性理论指导下建立“主体—客体—主体”的“完美的传受关系”[20],从需要和权利上实现传受之间的平等关系。李欣人提出应当在主体间性理论基础上重新构建“传受间相互尊重、平等、互动、对话的和谐传受关系”[21],认为只有在主体间性的传受关系中才找到了真正的人。传受关系的哲学研究主要探索传受主体在社会宏观结构中的关系,探讨传受主体性价值实现途径和传受关系应然模式的理论建构,为传受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传受关系研究理论基础的三个维度

  目的型传受观。目的型传受观遵循工具理性原则,注重传播者通过有效行为和手段影响受众,从而实现其传播目的、传播效果和传播效益,传统传受关系效果研究属于这一范畴。目的型传受观在经验学派理论指导下,强调以自然科学为主导,采取经验、定量、统计等实证方法开展大众传播对社会发展的实用价值和功能研究。其特点是将传播过程看成通过科学实验进行控制和加以检验的过程,传播者不仅是信息的发送者,也是传播行为的控制者,因而受众作为实现其传播效果和传播效益的手段和工具,最终成为线性末端的受动者和接受者。现代传受关系效果研究则融合了经验学派理论、生态学理论、受众理论、传媒经济理论等指导,呈现出从“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的研究转向,这相对于传统研究是一个质的飞跃和进步,但是,大部分理论研究实质上仍旧强化了传播者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对于传受关系合理构建所起到的实质性作用并不大。

  价值型传受观。价值型传受观遵循价值理性原则,关注受众需要的满足、受众主体性的发展、传播的价值实现。传受关系的内涵研究、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属于这一范畴。其研究主要以批判学派理论、传媒经济理论、文化研究理论和人本主义哲学理论为基础。

  批判理论是价值型传受观的重要理论知源,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其理论侧重于从社会的宏观结构审视文化工业、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媒介霸权等传播异化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以人文主义为主导,反对实证哲学,采取思辨方法,重视价值理性;在研究立场上,遵循否定逻辑,通过质疑现存秩序天然合理性基础上寻求对不合理社会的变革与超越。其实质是关注大众的主体性发挥和实现,反对传播媒介对大众的“操纵”,具有反媒介霸权的特点。

  传媒经济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强调受众的主导地位和主体意义。费斯克从“意义”生产的角度理解与阐释传受间的对抗关系,认为正是文化经济使受众抵挡主导意识形态的中心化力量的“操控”,获得差异性和多元的意义,从而有效满足了从属阶级自身的利益。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从文化意义的生产角度来看待受众的主体性地位,认为意义的生产并不取决于生产者一端,而是在流通过程中经过受众重新解码的并且赋予意义的过程。所以,意义不是由传送者传递的,而是生产者“生产”的,这些理论明显体现出“受众中心”趋向,为促使受众主体地位的提升和作用的发挥起到积极作用。

  人本主义哲学理论是价值型传受观的另一重要理论知源。马斯洛将人的需要主要分为五个层次,认为人的需要是从基本需要到发展需要的递升,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以意识经验为出发点,强调人在困境中的自由和主动,主张促进人格的发展”[22],认为合理的需要能够使人在困境面前保持主动和自由,从而会使人更健康、更聪明、更有德性、更幸福,实现丰满人性;但是如果这些需要受到贬抑甚至破坏,就会使个体丧失自我评价能力,产生病态,甚至使人性萎缩。其理论对于受众的需要满足和受众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在此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使用与满足理论以及受众研究理论都体现了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卡兹的受众对媒介使用“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过程基本模式,打破了“传者中心论”,开创了“受众中心论”,探讨的是受众在使用媒介实现消费意义上的需要与满足,重心在于受众媒介使用中的主动性与选择性。麦奎尔的受众研究则从社会宏观层面关注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认为传受关系要弥合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社会距离”,只有这样才能使传播过程以一种有意义、有效的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价值型传受观的理论基础总体上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体现了“意义—价值”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对于传受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部分研究也因为过度强调了受传者的“自我中心”,又不同程度割裂了传受间的关系。

  交往型传受观。交往型传受观以交往哲学为基础,强调将传播效益和主体价值实现相协调,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实现交往合理性,其理论倡导传受主体在共同沟通、相互理解与对话的基础上形成共在中心。借鉴交往哲学的传受关系研究属于这一范畴。

  哈贝马斯从语用学角度考察主体间的交往行为,提出交往理性的“主体—客体—主体”关系框架,认为交往理性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言语能力或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自由交往。主体间达到交往理性的前提就是行为主体之间能够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相互对话、达成共识。其中,承认是前提;理解是关键;根本途径就是对话与商谈。因此,实现交往行为有效性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言说的真实性、遵循规范的正当性和表达自我的真诚性。他认为,只有通过交往行为才能把语言作为理解和共识的中介将它们统一起来,才能实现交往合理性。其理论基础和规范标准为交往型传受关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依据。

  国内学者任平在继承马克思交往实践论基础上构建了交往实践理论,他从多极主体间视角探索交往共同体关系建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提出了实践交往活动“主体—客体—主体”关系的完型模式[23],即交往实践的三重结构:实体结构、意义结构和辩证结构;对应的三种向度,规范性—整合向度、否定性—批判向度和发展—解放向度。提出规范主体间的交往规范,应当实现“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统一”[23]的原则,强调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在实现主体间共同效益的基础上实现共同价值和意义,为交往型传受关系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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