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6 星期六 农历腊月十五

从伦理新闻事件看媒介价值选择

2012-11-02 13:28:14  来源:网络 整理:中国行业报协会

  【摘要】伦理新闻事件在新闻报道中因其本质属性而备受关注。有些新闻媒体在对待此类事件时因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往往致社会效益于不顾,从而出现舆论导向的偏差。因此,无论从新闻宗旨还是从媒介工作者职业操守上都有对伦理新闻事件进行规范和研究的必要。文章针对近期社会上出现的热点伦理新闻及媒体报道案例,深入剖析媒体在伦理新闻事件报道中所应当遵循的不同价值选择。

  【关键词】伦理新闻;职业操守;价值选择

  对于新闻媒体来说,伦理事件往往更具新闻价值,从受众层面来说,伦理事件特有的属性也往往能满足其猎奇性,从而更容易造成轰动效应和眼球经济。因此,伦理事件的发生总能在第一时间引起媒体的重点关注,而媒体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又往往在处理此类事件时置公正性与全面性于不顾,将舆论引入畸变的方向。新闻道德越位和伦理失范正成为媒体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无法保持良好心态的后果。那么,如今的媒介在伦理事件新闻化的背景下,应该忠实于谁的利益?又将怎样衡量自己的价值取向呢?

  媒介的“平衡选择”

  有人说,“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已经渗透到了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每一个元素之中。中庸之道是一种“求中”原则,它不鼓励事物走上两个极端——过分和不足,而是努力找到事物的折中点,强调“适度”或“节制”,强调观点的平衡性。因此,“中庸之道”往往适用于伦理事件的报道。

  前段时间,关于“归真堂上市”的新闻在各媒体的参与下闹得沸沸扬扬。取熊胆制作中药材的归真堂到底该不该上市?熊胆应不应入药?中医重要还是动物保护重要?一方面是动物保护组织和普通大众对归真堂取熊胆这一做法的抵制;另一方面又有中医行业的力挺。动物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方专家也纷纷加入,一时间,各种观点莫衷一是,有谴责、有力挺、有攻击,也有沉默。一则经济新闻迅速演变成一则伦理大战。随着事件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倾向,一种是动物保护组织和大众对于动物权益的关注;另一种是中医学者对国粹中药的呼吁;而事件最初的当事者中国证监会则选择了不置可否,继续征求多方意见。

  不过,笔者观察浏览了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权威媒体后发现,他们既没有完全顺应公众一边倒的情绪,也没有一味接受中药协会新闻发布会的内容,整个报道显得极为理性,始终采取了“观点越辩越明”的策略。

  针对归真堂举办开放日的行动,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认为这是为归真堂还原活熊取胆生产过程提供的一次表达平台,但同时又评论说,仅靠企业和专家自圆其说难以服众,最后指出这种争论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方向”。[1]其实,许多媒体并没有抓住伦理方面进行拷问,不仅给了归真堂出面辩解的机会,而且还将事件引向了法律层面,甚至从“信息公开”、“股票上市制度”、“熊胆科技研究”等角度做了大量文章。

  可见,媒体的做法明显采取了一种平衡性的选择,既引导了公众的舆论导向,也突出了媒体的理性声音。这种所谓的“折中”其实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反感,甚至让公众多了一份思考的空间。今天,媒体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因为一条信息被无限放大,不加思考地一阵棒喝,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而新闻报道忽略伦理的选择,采用走极端的方式往往会使事件的走向背道而驰。[2]

  新闻报道的“平衡”代表着媒体中立、公正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对新闻最好的呵护。每个媒体从业者在陷入两难抉择的时候,应该首先将社会利益放在首位,充分考虑报道所带来的利弊关系以及新闻媒体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伦理性新闻报道不是“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而是充满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否准确分析新闻利害关系,能否采用辩证角度看待新闻稿件,决定着新闻媒介的厚度和高度。

  媒介的“功利选择”

  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如何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尊重新闻的特性外,许多媒体开始追逐功利化的选择,收视率、发行量、点击率等指标被错误理解和认识,大家开始无限制地追求眼球经济、轰动效应和所谓的“独家新闻”。

  去年,广东佛山两岁女孩被车碾压、众路人漠然的“小悦悦事件”可以说是当年最具争议的伦理热点事件。虽说这是一次对社会道德良知、漠视生命的拷问,不过,当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向之前的“南京彭宇案”时,就会发现“小悦悦事件”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它是“彭宇案”的一次必然发酵。害怕“彭宇案”在自己身上被复制是路人对小悦悦漠然处之的最大担心,其实在这两起伦理事件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老人摔倒不能扶恐怕是“南京彭宇案”留给公众最明显的印象。不过,这种印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接下来媒体的功利化选择让它出现了化学反应。“彭宇案”之所以被广泛传播,是其本身所具有的伦理特性决定的,这一特性又决定了它的眼球效应。为了符合公众的口味,媒体出于经济和功利选择,逐渐偏离了“彭宇案”的方向。于是,各种媒体上就出现了各种版本的“老人摔倒无人扶”的事件。

  先不去讨论记者是否深入调查了事件全貌,客观报道了双方当事人的说法,仅从媒体刊出的标题上就能发现其功利性:《天津出现彭宇案》、《株洲版“彭宇案”开庭》、《公交再现“彭宇案”》,频频爆出的新闻似乎让大家一下子感觉身边多了许多摔倒的老人,各版本的“彭宇案”被大肆渲染,最终放大了公众“不敢搀扶”的社会心理。眼球经济、媒体商业化确实让许多媒体忽略了对中国传统道义的坚守和对功利的判断,在一种畸形功利的趋势下,寻求着利益最大化。

  其实在“彭宇案”之后,媒体真正需要放大和报道的应该是“扬州为伤者撑伞的好心人”、“拒要补偿的李孝香”、“合肥跪地救人的最美女孩”等这些社会真善美的新闻事件,媒体除了报道新闻事实外,还有引导正确舆论的责任,因此,功利化的选择首先应是在社会责任的基础上来构建的。想要保证对新闻客观、公正、真实的报道,对于伦理的选择至关重要,媒体始终要把握好自己的“双重身份”,尽力凸显出更能引起公众注意的价值部分。[3]面对各种各样的伦理冲突,公众的信任和美誉才是媒体最终的利益最大化。

  媒介的“良心选择”

  新闻良知是新闻工作者的灵魂,是新闻传播业的命脉。一些传媒的过度商业化取向和泛娱乐化倾向,使违背新闻良知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污染了新闻风气,降低了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底线。虽然一些成功的新闻传媒保持着很高的商业化程度,但必须承认,在他们的道德评价中,“良知”一直占据着相当的分量。

  2012年3月,笔者所在城市,一块窨井盖不翼而飞,由于没有警示标志,一名骑车妇女被摔伤,好心的居民在窨井附近放置了杂物进行提醒。某网站记者闻知此事后赶往现场,为了重新拍摄路人避让窨井的照片,记者挪去杂物,站在远处将镜头对准了下班路过此处的市民。当天,网站便刊登了一组市民紧急避让窨井的照片。也许从拍摄角度看,这组照片更有警示危险的说服力,但从安全和人性化来看,显然缺乏职业精神,甚至缺乏良知。而更让读者不理解的是,图片在上传后便没了下文。倒是晚上播出的电视新闻中,记者通过走访才使问题得以解决。

  职业责任、伦理道德孰轻孰重?传达新闻事实与社会公德心应该如何平衡?无疑关系到伦理责任的选择。而传媒的道德水准、职业操守和价值取向必将对社会和公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23岁的记者曹爱文在采访少女落水事件时,义无反顾地把救人放到第一位,因为她认为选择救人只是一种本能,因为“生命比一条报道重要”。正是这样的伦理选择让她成为“中国最美女记者”,这,就是媒体的“良心”。

  媒介的“底线选择”

  “底线到底在哪里”是人们对社会道德的拷问,而这句拷问同样适合让媒体来对照自己。如今,一些媒体为了所谓的效果最大化,往往忽略本应严格遵守的各种准则,甚至片面地将“手段与目的存在争论”作为新闻报道不择手段的理由。央视评论员白岩松曾经说过,真实是最起码的底线。但,这一新闻从业者最基本的准则似乎都成了高线,难怪新闻伦理的底线会被一次次地践踏和逾越。

  2010年,就在曹操墓在安阳被发掘后,一场关于“真假曹操墓”的质疑风波骤然刮起。学术探讨和质疑,对考古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是一个叫“闫沛东”的影子人的出现,却使这种质疑变了味。各路媒体谁也不愿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各种质疑此起彼伏,甚至演变为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攻击。据考古队员说,其实很多媒体根本未到实地进行考察和采访,只是依据一个子虚乌有的“打假者”的谣言就开始刊发新闻,可见,媒体在曹操墓“质疑风波”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次,真实性的新闻底线被某些媒体踩在了脚下。直到后来,“闫沛东”因涉嫌诈骗而被警方通缉后,曹操墓的争论才重新回归到了理性和学术的轨道。

  与新闻准则底线被逾越的危害相比,更为严肃的法律底线也在一次次地被突破,而这样的逾越则意味着法律被践踏、法制被破坏。2011年11月8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 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时》的新闻,报道了深圳农民工王娟(化名)遭联防队员杨喜利毒打强奸,而受害者的丈夫杨武出于恐惧,在妻子被施暴时未敢出来制止的事件。新闻本身没问题,但报道的手段却使事件的走向出现了偏差,最终让它从一起扑朔迷离的“强奸案”演变成了一场“大众狂欢”。

  报道过程中,女受害者在家中被毫无顾忌地采访,更不可思议的是,受害者的清晰画面居然未经任何处理便被编播刊发了出来。而在某些报纸上,各种刺激和歧视的字眼也频频出现,甚至明显出现低俗和恶俗化的倾向,使当事人不可避免地遭受了第二次伤害。在这起事件中,公民的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物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被超越,而新闻采访准则、新闻制作基本操守更是一种苍白无力的摆设,各种底线似乎已经挡不住某些媒体的行为了。从事后许多媒体开始反思的力度上也不难看出,此次的新闻底线已经被无情践踏到了何种程度。

  新闻底线是新闻从业者最基本的职业标准,也是做人的道德“及格线”。默多克说过,如果报纸的格调低一点,读者数量会多一些。[4]他的这种“让新闻低俗一点,再低俗一点”的论调,还被某些媒体当作新闻从业者的金科玉律。一开始就把传媒当成一个产业、市场来做的默多克不可避免地就会对新闻底线开始陆续突破。不过,《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在跨过底线后,默多克的传媒帝国还是轰然倒塌了,这给新闻界敲响了警钟。

  记者的主要职责是获取新闻,一旦忘记和无视新闻底线、道德底线,甚至法律底线的时候,这样获取新闻本身就是犯罪,这不仅会伤及被采访者和公众,而且反过来会伤及自己。坚守底线,是伦理选择的基础。

  每个新闻事件都有它的伦理取向,怎样将这种伦理取向公之于众,是对每个新闻从业者和机构的考验,如何选择、如何取舍,在于修养、在于良知、在于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作者单位:安阳广播电视网络总台)

  参考文献:

  [1]赵鹏.坦诚开放 寻求共识[N].人民日报,2012-2-24.

  [2]孙世芳.新闻监督不能走极端[R].全国三农媒体改革发展座谈会,2011-6-11.

  [3]姚必鲜.选择性报道:舆论引导的滥觞与流变——2009年新闻报道伦理失范现象研究[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10(1).

  [4]禹建强.新闻报道低俗化——不可忽视的趋向[J].新闻与写作,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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