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6 星期六 农历腊月十五

重大突发事件谣言传播中群体极化的社会危害及控制

2012-08-23 12:56:27  来源:网络 整理:中国行业报协会

  【摘要】重大突发事件谣言传播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往往会带来较大的社会危害,它可能会加重危机迷情状态,诱发舆论风波,甚至会演变为暴力性的集合行为。在群体极化的酝酿期,媒体要实时监控,预防谣言极化;在群体极化的徘徊期,媒体要积极引导,促使极化分裂;在群体极化的爆发期,媒体要有效阻控,防止谣言回流。

  【关键词】重大突发事件;谣言传播;群体极化;社会危害;控制策略

  重大突发事件谣言传播中群体极化的含义及发展阶段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中,由于信息沟通不畅,谣言传播现象屡见不鲜。“从未有一场暴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激烈程度的激化。”[1]3古往今来,人们对谣言概念的界定意见不一,其中最常为人引用的是奥尔波特关于谣言的定义,即谣言是“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们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1]141。该定义将谣言作为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止的信息形态来考察,强调了谣言的“传播性”和“未经证实性”的特征。

  近几年来,随着网络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重大突发事件谣言常常呈现出大规模的爆发态势,并在传播的过程中极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所谓的群体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就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2]47。重大突发事件谣言传播中的群体极化可以理解为,当重大突发事件谣言在“特定群体”中传播时,群体意见逐渐向某一端倾斜,并最终呈现出同质化和极端化的现象,一般表现为群体成员对谣言真实性的绝对相信。笔者认为,重大突发事件谣言传播中群体极化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群体极化的酝酿期。当重大突发事件谣言在群体中传播时,以谣言为载体,基于重大突发事件而产生的群体利益诉求或情绪也在群体中传染,群体极化处在酝酿阶段。第二,群体意见的徘徊期。在群体“意见领袖”的引导下,针对谣言是否真实的问题,群体成员间会进行短暂的意见讨论与博弈,群体意见处在徘徊阶段。第三,群体极化的爆发期。徘徊期过后,群体意见逐渐向某一个方向移动,通常表现为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对谣言的相信;随后,“从众流瀑”[2]50现象出现,谣言传播达到一个“极化点”;在“极化机器”——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极化点”被迅速引爆,群体极化现象就此爆发。

  重大突发事件谣言传播中群体极化的社会危害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群体极化有利有弊。其积极作用体现在,它使许多重要的价值得以实现,促进社会的进步,比如,公民权运动、反奴隶运动等。但是,在重大突发事件谣言的传播过程中,群体极化弊大于利,它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且破坏性更大。基于此,笔者主要探讨重大突发事件谣言传播中群体极化在社会心理、社会舆论以及社会行为三个方面所造成的社会危害。

  群体极化会加重“危机迷情”状态。“危机迷情”是指在危机状态下,危机管理组织和危机利益相关者在心理等方面出现的混乱状态。[3]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事件相关者通常会出现焦虑、不安等“迷情”状态,而在重大突发事件谣言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群体极化现象则会加重这种“危机迷情”的心理。具体说来,一方面,极化过程中的群体心理“传染”机制会加重“危机迷情”。负面情绪的不断“传染”一直贯穿在整个群体极化的发展过程之中,在不满、紧张等群体负面情绪的“传染”下,个体容易受到影响,心理上可能会变得更加疑虑、混乱。另一方面,极端化所导致的“心理失控”也会加重“危机迷情”。“心理失控”是心理危机的一种形式,具体表现为意识和思想上的不受约束性,即一种非理性的心理状态。在“心理失控”的情况下,社会群体普遍缺少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精神,因此,心理上便会更加迷乱和盲从。例如,“7·23甬温线”动车事故给事件相关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然而,事故发生后不久,网络上流传的“死亡上限人数为35人”等谣言更是引发了众多网民对政府的不满,急躁、恐慌等负面情绪充斥在网络论坛、社区中,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普遍性混乱。

  群体极化会诱发“舆论风波”。舆论是社会的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4],社会心理的普遍混乱必然会通过一定的社会舆论反映出来。谣言作为非正式渠道传播的信息,在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谣言传播中的群体极化可能会诱发“舆论风波”,具体来说:第一,在群体极化的酝酿阶段,社会舆论呈现出一种“混沌”的状态。起初,当群体极化处在酝酿阶段时,谣言仅仅是零星点点、忽隐忽现,而社会舆论此时也处在一种杂乱无序、游移不定的“舆论混沌”[5]128状态。第二,在群体意见的徘徊阶段,社会舆论演变为“潜舆论”。群体意见的徘徊期,对于谣言真实性的判断,群体成员的意见是分散和摇摆不定的,而此时的舆论也成为社会“潜舆论”,即社会舆论形成前的一种潜伏状态,表现为公众隐蔽、分散的意见和情绪。[5]128第三,在群体极化的爆发阶段,社会舆论转化为“显舆论”。谣言的大规模爆发,“从众流瀑”现象的出现,都会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冲击波”。随着正式传播渠道大众媒介的介入,谣言信息迅速转变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社会舆论转化为“显舆论”。由此可见,群体极化可能是社会舆论产生的诱因,并导致社会舆论由舆论的“混沌”状态向社会“潜舆论”、社会“显舆论”的状态演变,社会舆论在动荡中前进发展。

  群体极化会演变为暴力“集合行为”。社会舆论一旦被激化,便有可能产生暴力性的集合行为,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集合行为指的是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聚集现象,它多以群集、恐慌、骚动的形态出现,往往会造成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干扰和破坏。[6]重大突发事件谣言传播中的群体极化极易诱发极端化的社会行为,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群体极化产生的强大内聚力构成“集合行为”的内在动力。重大突发事件谣言传播的客体主要是因为某种暂时的利益或者情感等因素而形成的一个“特定群体”,他们因为利益或者目标的一致性而产生较强的内聚力。倘若外界对其施加强大的压力,内聚力便会迅速转化为群体聚合的动力,并极可能导致聚众闹事等暴力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群体负面情绪的累积是“集合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谣言具有攻击性和煽动性,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不满、埋怨等负面情绪的压抑和累积。当群体负面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导致极端化暴力行为的出现。比如,在2007年的广州香蕉致癌事件、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2011年的日本地震所引发的“抢盐风波”等极端化群体事件中,谣言传播都在扩大事态、加剧冲突方面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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