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6 星期六 农历腊月十五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弱势地位及原因

2012-08-23 12:49:42  来源:网络 整理:中国行业报协会

  【摘要】媒介批评对于规范新闻媒介行为,促进媒介的发展和改革起着重要作用。普通受众是新闻媒介最广大的信息接收群体,他们理应在媒介批评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普通受众媒介批评实践虽有所发展,但整体却处于弱势地位:普通受众参与媒介批评的数量少,媒介批评质量相对较低,影响力不足等。造成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有媒介双重属性、普通受众自身批评能力较低、批评渠道不畅通等。

  【关键词】普通受众;媒介批评;弱势地位;弱势原因

  理想的媒介批评应该是向所有受众开放的。在我国,公民具有言论自由权利,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对媒介及其行为展开批评。但在实践中,往往是精英分子的媒介批评占据主导地位,而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实践却处于弱势地位。本文试图对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困境和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中的原因。

  “普通受众”的界定

  刘建明教授在《媒介批评通论》中将媒介批评主体分为:普通批评者、批评家群体、媒体的监管者、优秀稿件评选者。在界定“普通批评者”时,用到“普通受众”一词,“普通批评者对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信息论的知识了解甚少,批评很难带有系统性,加上普通受众大多为社会底层公众,从自身对新闻的感悟提出见解,是人民内心呼应的真实表现”[1]。由此可见,“普通批评者”即是“普通受众”,刘建明总结普通受众的特征是:包括任何职业的人,无特殊媒介背景,缺乏媒介知识。[1]

  刘建明将“‘和媒介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但谙熟其他学科的受众”列入“批评家群体”;王君超把“新闻界、文化界人士、社会学者、政府官员、传播学、文学、社会学教授等”列入“专家”范围[2]。二者异曲同工,都把某一学科精英分子或某一领域意见领袖排除在“普通受众”之外,这类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权威或公信力。

  综上所述,普通受众不在媒体或相关单位从业;不具备专门的媒介知识、媒介素养较低;非学科精英与社会名人,权威或公信力较低。同时具备以上特征的方为普通受众,至于普通受众的具体范围是什么,就笔者目前查阅资料,尚无明确划分,只见到刘建明教授在其著作《媒介批评通论》中写道:“普通受众多为社会底层的公众。”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弱势地位

  受众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新闻信息的接收者,又是批评意见的发出者。但实际中,普通受众对于大众媒介的信息接收和批评反馈呈不对称性。一方面,普通受众构成媒介信息最广大的接收群体,同时由于其信息接收渠道比较单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比较容易受到传播内容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受知识水平、参与渠道、个人影响力等因素的影响,只有很少数普通受众参与到媒介批评中,其批评质量相对较低,影响力相对不足。普通受众作为媒介信息最广大的接收者群体,却并不在媒介批评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不对称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媒介批评并不能很好地代表普通受众的立场和观点,普通受众在媒介批评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具体表现如下:

  从数量上讲,普通受众在媒介批评者中占据少数地位。我国还没有形成专业的、全面的媒介批评队伍,媒介批评主要是政府管理部门对媒介的行政批评和新闻学院的专家、学者对媒体专业化领域的评价,缺少的是行业自律的批评和公众性的媒介批评[3]。无论是以平面媒体为载体,还是以网络媒体为平台,普通受众都在媒介批评主体中处于少数者地位。

  平面媒体由于版面和时间资源有限,监管较为严格等因素决定了其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对批评者的综合素质及批评作品的价值性要求较高,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声音难以得到表达。刘薇通过对《今传媒》、《新闻记者》、《新闻界》上刊登的280篇媒介批评的文章分析发现,只有5篇来自“社会公众”。而这其中有两篇作者分别为北京组织人事科研所工作人员和烟台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们显然并非普通受众。

  然而网络并没有把普通受众推到媒介批评主体的多数者位置。媒介批评性质的网站或栏目大多有名无实。笔者写此文时,赫赫有名的媒介批评网由于网站维护出现问题,处于停止使用状态;中国传媒网的传媒社区几乎全是广告代理的招标,且最新日期基本都在2011年初。而且,网站上的很多媒介批评文章并非网络原创,比如新华网的传媒频道栏目和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之“焦点话题”中的媒介批评文章,几乎都是转载自印刷媒介,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向所有受众开放的网络批评平台。再加上,网络内容庞杂、更新快的特点,普通受众的声音若不能及时脱颖而出,则立刻会被淹没在网络的汪洋大海中,而失去影响力。

  从质量上讲,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质量相对较低。首先,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往往缺乏专业性、理论性和系统性。普通受众的文化水平和媒介素养相对较低,认知水平有限,对于媒介的批评并非都能够通过专业的批判视角、充足的理论知识表达出来,而是带有明显的经验性。而经验具有狭隘性、个体性、偶然性、非理性等特点,基于经验层面的批评则不免显得片面、盲目和无序。李滨和钟沈军通过对《新闻记者》媒介批评栏目中文章的研究,得到表格1[4],进一步说明了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缺乏专业性和理论性的特点。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系统性不足,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网络平台上,大量普通受众各抒己见,各陈其词,其言论之多、之杂可见一斑,缺乏系统性的论证;其二,网络新闻时时更新,不断有新的内容吸引受众的眼球,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也随新闻内容的更新而改变,往往不能就某个问题展开全方位且有深度的批评。

  其次,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网络新闻媒介批评的开放性和隐匿性,使普通受众既是受者又是传者。但普通受众各不相同的素养致使其网络新闻媒介批评泥沙俱下。普通受众网民的数量极度膨胀,满足于语言和情绪宣泄的直率性批评日益泛滥,很多普通受众在网络上口出污言,言辞偏激。其媒介批评丝毫显示不出应有的理性,有的甚至演化为对相关当事人的人身攻击。

  从影响力来讲,普通受众媒介批评活动的影响力相对较低。普通受众多处在社会阶层的底部,其公信力和权威性相对较低,影响力不足。因此,他们的媒介批评并不能像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媒体监管者的批评一样,及时引起媒介的注意,并影响到媒体的决策和行为,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栏目自2010年1月开播之后,因节目的真实性、导向性等问题,“引发社会批评狂潮”,但江苏卫视并未做出直接和正面回应。直到随后知名传媒工作者如曹可凡、王小丫等个人,国家广电总局、《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单位纷纷对其展开严厉批评后,方于2010年6月下旬停播整改。

  从《非诚勿扰》节目的形态变化过程来看,普通受众在网上对《非诚勿扰》展开铺天盖地的批评,而江苏卫视并无甚大反应,反而携手《现代传播》和众多专家学者,举办高端研讨会,企图以专家学者对《非诚勿扰》的肯定,来消散普通受众的批评声音。但遭到国家广电总局和《人民日报》等媒体的批评后,《非诚勿扰》却立即停播整改。虽然《人民日报》对《非诚勿扰》的批评,是以本报记者的名义进行的,但《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没有上层的授意,《人民日报》是不可能对一个省级电视节目进行如此大张旗鼓的讨伐。因此有学者认为,导致《非诚勿扰》节目变化的直接因素,是国家广电总局“行政管制”的行为[5]。

  在媒体环境有所不同的香港,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影响力也相对较低。从香港两次全城性媒介批评大事件——“陈健康事件”和“东周刊事件”比较中可以看到。“东周刊事件”涉及较有社会影响力的香港艺人,香港艺人团体发出了强烈的批评,相当有影响力:《东周刊》被停刊旋即被起诉,职员被解除职务。而“陈健康事件”则是涉及普通市民的事件,虽然香港普通受众对此展开了强烈的批评,但影响力要微弱得多:《苹果日报》只是在头版做出公开道歉,却并没有人为此事负责,而且,《苹果日报》在此后也并未收敛,反而出现了“犯错——道歉——再犯错”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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