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6 星期六 农历腊月十五

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2012-08-01 12:03:53  来源:网络 整理:中国行业报协会

  摘 要: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具有其独特性,不少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活动尚处于新闻传播的初、中级阶段。在对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后,少数民族新闻学还应适应少数民族的历史、经济、文化状况,拓展研究视野,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并重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事业;本义新闻学

  一、引 言

  白润生教授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指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具体来说,应该包括民族新闻,以少数民族语文传播的新闻,民族新闻机构及其业务活动,以中国少数民族语文传播的新闻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和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白教授的这一观点,笔者是基本同意的。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的实际,笔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事业所指范畴,还应将“新闻”的“传播活动”纳入研究视野。

  新闻事业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前,新闻传播活动大量存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后,新闻传播活动更加活跃,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如果少数民族新闻学不研究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而仅针对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做讨论,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既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不符合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点。

  二、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现状

  (一)新闻事业的涵义

  新闻事业是指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系统的新闻媒介有组织的采集、报道、评述和传播新闻以影响舆论、服务社会的经常活动。资料显示,到2006年9月为止,我国民族地区的各类报纸已达到 200 多种,共有 99种民族文字报纸和223种民族文字期刊,用10余种民族文字出版。

  此外,我国现有出版民族文字图书的各类出版社32家,用20 多种民族文字出版图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广播电台每天用 21 种民族语言进行播音。

  (二)新闻事业在少数名族新闻学中的地位

  将新闻事业作为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毋庸置疑。实际上,现在学界所从事的理论研究也多是从大众媒介入手的。如张斌的《浅谈如何做好新时期民族新闻报道》,刘亮明的《认识和把握民族地区新闻报道的特点》,刘眷歌、 金林的《浅析主流媒体的少数民族新闻报道——以〈人民日报〉为例》,张通生、马哲的《关于改进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思考》;李勤的《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阿斯买·尼亚孜、金玉萍的《维吾尔民文党报传播效果研究》,李克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现状调查》等。马树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概略》,白润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周德仓的《西藏新闻传播史》,崔相哲的《中国朝鲜族报纸、广播、杂志史》,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电视发展史》等系列专著,使得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三)少数民族聚居区新闻事业的制约因素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逐步认识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新闻事业发展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类地区一般交通不便、地形复杂、经济落后,因为缺乏获取发行和广告利润的动力,大量商业性质的报刊不愿将发行点铺设至县级市;同时,在欠发达地区,一般而言,党媒往往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唯一类型的本地新闻媒体,其运作经费主要来源与地方财政收入和上级拨款,由于经济落后,地方财政收入少,本地党媒的内容制作和新闻传播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另外,少数民族聚居区因为交通不便,大多数农村居民平时的交际圈仅限于本群族内部,使用汉字和汉语普通话的能力较弱,使得该类地区的居民不愿购买信息产品或媒介终端[1]。

  新闻事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和应用与当地实际情况有着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性往往超越了新闻事业的一般发展规律,显示出了强烈的特殊性。总体来说,对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学术界已初步形成研究范式,总结出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三、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现状

  (一)新闻传播活动产生的历史来源

  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前,有没有新闻传播活动?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理论新闻界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回答。

  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2],是人们之间相互进行的获取新情况、交流新信息的社会传播活动。 在人类还远远没有新闻意识的情况下,它就开始了。它与人类社会共生,与一般传播同步。

  (二)新闻传播活动的涵义

  新闻传播活动在“人们之间相互进行”,“这首先表示新闻传播并不只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传播媒介出现以后的新闻传播活动或仅仅是这些媒介所从事的活动。它包括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在不同层次、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获取新情况、新信息的一切活动[2]”。“新闻信息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在人类活动的早期,融于一般信息的传播之中,难以以一种绝对的标准予以判断[3]”。

  以新闻概念的出现,或以新闻传播业的诞生作为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现象发生的标志,显然不符合人类新闻传播发生史的真实面目,在理论上也很难形成符合逻辑的解释[4]。宁树藩教授为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作序时认为“新闻学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故称之为广义新闻学。”

  (三)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阶段。由于进入社会化进程的历史起点不一样,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痕迹与惯性依然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产生有其特殊性,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兴起始于20世纪初叶,比古代汉族地区的报刊相比晚了近100年。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出现之始,往往与当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并不相符,大多是政府“输血”的结果,而并非商品经济的产物。

  如在西藏地区,姑且不论1907年联豫创办《西藏白话报》的历史条件,就是在1956年创办《西藏日报》也远远超出了当时西藏社会的实际水平。

  同时,即便是今天,新闻传播事业也并没有完全覆盖少数民族地区。以西藏为例,西藏自治区是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区,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2.03人,只有全国平均数的1/60。大众传媒的传播力可想而知。在广大农牧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居住高度分散,自然环境恶劣,还有约15%左右的地方收看不到广播电视节目。在一些地方,《西藏日报》被延迟为“周报”、“旬刊”、“月报”,而在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县,日报几成“年报”。

  制约西藏新闻事业发展的还有教育水平、电力、经济实力等因素。这正是西藏新闻传播的真实性所在[5]。根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数据,1949~1999年西藏的文盲率高达95%。近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藏的文盲率已经降低,但依然位居全国第一,高达32.5%。高文盲率必然导致低读报率,目前西藏报纸的个人订户极少[6]。

  在大众传媒无法到达,或者影响力非常有限的少数民族地区,苛求新闻事业的规律和普遍性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以大众传媒的视域解读“新闻”传播现象,也是不尽合理的。

  这些地区并非不存在“新闻”的“传播活动”,而研究此类新闻传播活动正是少数民族理论新闻界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所指“新闻传播活动”正是非新闻事业所进行、没有“自觉”的“新闻”的“传播活动”。

  四、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少数民族新闻学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类型大致可以分为采集渔猎型、畜牧经济型、农耕经济型。乡土社会依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熟人中,我们的话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乡土社会中,“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7]”今天,在我国一些民族聚居地,现代传媒还尚未直接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重要信息源。以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的高山彝族农民为例,他们能明白县政府、乡、村的概念,是因为他们在接收扶贫帮助中,一些物资就是由这些主体给予的。而对没有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民族”、“省委”、“州委”、“法院”等概念,他们就显得很茫然,其本民族原有语言既无此词汇,他们也从未目睹过此类事物。

  现代化的新闻事业似乎和乡土社会天然横亘着格格不入。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而55个少数民族中仍然有26个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对于没有本民族文字、又不使用汉字的少数民族而言,显然存在着信息交流,一些信息中混杂着具有“新闻”特性的东西。以“新闻事业”视角来考察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撰文立论。 “学术界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忽视或轻视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倾向。一些学者轻描淡写,用‘新闻迹象’这一说法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必去考察它是如何‘从猿到人’的。似乎中国新闻事业即从近代开始,并且有着具体的起点:1850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诚然,新闻事业从本质上讲属于近代文明,但这不应是古代新闻传播活动失去学术价值的理由[8]”。“前者(新闻传播活动)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

  可是,长期以来,对新闻的研究不被重视。历史上,当新闻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出现时,其内容实为广义新闻学,对新闻的研究,往往置于次要地位。[9]”

  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目前,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总人数为63万,其聚集村有53.9%是贫困村;绝对贫困人口为19万;平均文盲率为42.3%。这样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显然很难适应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特殊性正在于,新闻传播渠道和手段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始姿态,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大众媒体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正经历着“从猿到人”的蜕变,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史的活化石。以西藏的珞巴族为例,珞巴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解放前还过着于刀耕火种、刻木结绳的生活。1951年印度扩张主义者企图派兵侵占德根和梅楚卡地区,这个消息被博噶尔部落仰崩村的牙莫头人知道后,立即给德根头人送去一份信:一根扎有红羊毛的木棍,表示博噶尔人同德根人一道坚决抗击人侵者。德根人接信后,迅速做好了迎战准备,给了人侵者以沉重的打击。以这种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为蓝本,考察其仍活跃于生产、生活中的新闻传播活动,远比研究在政府“输血”和帮助下建立的新闻事业机构丰富和有趣得多。

  实际上,其他方式的新闻传播活动并没有因大众传播的掀起、盛行而消亡,它们不仅和大众传媒同时存在,而且此消彼长,互为补充,以叠加的方式向前发展,使得人类的新闻传播不断呈现丰富与多样性的色彩。这也恰恰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魅力所在。

  胡钰博士在《新闻传播导论》中将新闻传播分为三个形态:初级形态,从有人时代开始,持续到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的形成;中级形态,即人类在掌握语言文字后,意识到个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不但在物质形式上不能脱离,在意识形态上也不能脱离,因而出现了古代报刊;高级形态,以现代报刊诞生为标志,出现大众传媒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事业。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这三个形态中均有体现,甚至初级形态和中级形态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比重也恰恰是该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真实反映。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正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同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也正经历着从初、中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变。而这正符合新闻规律的一般特征。

  五、小 结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闻的定义尚有争议,主要的观点包括报道说、事实说、信息说、手段说。除事实说外,其他三种新闻定义都将新闻与大众传媒紧密相连,也就是说,没有大众传媒就不存在“新闻”定义。这种新闻定义,在大众传媒盛行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机械地运用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显然就不甚妥当了。而复旦大学的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为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就提出了两种新闻学的概念,即把以新闻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称之为“本义新闻学”,实为报学的那种新闻学称之为“广义新闻学”。并大力倡导对“本义新闻学”的重视与研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学应是以少数民族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传播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注重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的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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