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6 星期六 农历腊月十五

谱写2011年社交媒体研究“五部曲”

2012-07-27 11:42:01  来源:网络 整理:中国行业报协会

  摘 要:对许多人而言,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及SNS 社交网络,正成为他们踏进互联网世界的新入口。纵观2011年全年,一系列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的事件经由社交媒体展现出来,这带给新闻传播学研究以更多的观察样本。围绕着社交媒体,学界和业界展开了丰富和多维度的讨论。本文主要从5个层面观照2011年社交媒体研究,着重分析国内的微博研究现状,以期描绘出当下社交媒体研究的总体情况。

  关键词:社交媒体;微博;2011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SNS(社交网站)、微博、论坛等。作为web2.0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社交媒体正改写着传媒的历史,它的兴起预示着媒体在内容、形式、营销模式、传播理念的深刻变革。本文立足于检视本年度具有代表意义的社交媒体研究状况,在以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兼顾其他学术期刊。据此,笔者将本年社交媒体研究整体状况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关系研究

  温州动车事故中的那条掀起巨大波澜的微博,将人们的视线聚焦牢牢的锁定在这一Web2.0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上。社交网络的兴起预示着媒体不管在传播内容、营销形式、传播理念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迫使传播学界不得不重新认识和思考传统媒体在社交媒体大兴之时的命运。

  近一阶段,对微博以及由微博引发的“乌龙事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开始出现了“微博与传统媒体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等极端论调。在社交媒体兴盛的浪潮中传统媒体如何自处?微博的自媒体性质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我说你听”传播渠道,每个用户都兼顾着信息的创造者、接受者、传播者三重角色。不管是信息传播的速度、覆盖的广度、传播方式的便利都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1]。在社交媒体大放异彩之际,传统媒体并未被边缘,多数人还是更期待传统媒体经过调查、把关,在“第二落点”上表现出责任感、公信力和权威性[2]。传统媒体拿什么去挑战微博?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体仍然可以在深度、广度、专业、系统及权威方面下功夫[3]。

  对于二者的关系研究,非此即彼的极端化论述显然是片面的,学界总体上认为两者具有互补性。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是全媒体时代的一个趋势,传统媒体要善加利用微博积极拓展信息接收渠道,加强与网友的互动,按照微博的规律来进行运作[4]。如各大报社通过创建微博,发布滚动信息,弥补了时效性的缺陷;广播和电视媒体可以将录制的节目以音视频的方式发布在微博上,弥补了转瞬即逝,不易保存的缺点[5]。

  二、社交媒体与公共、突发事件关系研究

  2011年注定不平静,国殇7·23温州动车事故、伦敦暴乱、日本强震,这些震惊全球的事件经由媒体植根于我们的思想世界,而社交媒体首当其冲,在公共事件、突发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纵观7·23温州动车事故,微博利用其即时、公共、高效等特点使得事件迅速发酵、扩散的同时,又通过议程设置、情感共鸣,有效地唤醒了网民对社会事件的关注,民众的“看客意识”大大减弱,“乘客意识”明显增强[6]。微博时代,每个人都拥有一个麦克风[7]。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微博在公共、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方式也存在很大的不足,微博消息的可靠性打了折扣,这就为“谣言”的传播滋生了“温床”。此外,各大社交网站几乎成了突发事件信息的“仓库”,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被埋没,面临失控[8]。微博裂变式的传播带来了管理上的新难题,网民的盲目转发,易误导社会,如何确保公信力,正是规范微博发展的最大问题[9]。针对此问题,有学者将视线从社交媒体重新转入传统媒体当中,认为主流媒体能够通过素质过硬的新闻把关人对海量的、庞杂的信息进行把关,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真实的信息[10]。但也有学者另辟蹊径,认为微博本身也具有辟谣功能。如政府开通政务微博,完善信息沟通体制,保障公民知情权,在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发布信息,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或者微博运营者强化其责任意识,将信息把关与讨论相结合,对舆论进行有效的引导[11]。

  针对社交媒体在公共事件和突发事件中所发挥的功用问题一直颇受争议,它能否堪此重任,能否成为一个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2011年初,当埃及、突尼斯的年轻人利用脸谱进行反政府独裁时,社交媒体成为正面因素极受追捧,但当8月为英国暴乱提供平台时,社交媒体又成为反面典型被猛烈抨击,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研究者指出:社交媒体哪里堪此重任,它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认为在社会运动的理论体系中,社交媒体是整个触发机制的一个环节,而非唯一的决定性环节[12]。数字化的狂热拥趸将新媒体看成无所不能的组织工具[13]。在笔者看来,社交媒体所建立起来的弱纽带只能在组织中传播信息,但很少能成功组织高风险活动。

  三、社交媒体传播效果研究

  目前,我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五亿,而微博用户已经超过3亿,有调查显示:67.1%的人表示微博能即时交流,改变了交友、沟通的方式和习惯;64.9% 的人认为上微博更容易形成特定的小圈子[14]。

  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的传播效果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察:微观上,定向传播效果显著,受众反馈及时;宏观上,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新平台,大量普通用户参与信息传播的方式正在改变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形态。特别是更加便捷的移动媒体的植入,从无形中加大了社交媒体受众的粘性[15]。

  在微博的世界中,每位博主可以随时关注到各种热门的话题,“沉默的螺旋”逐渐被打破,人们极容易在共同关注某一议题时形成“圈子”,从而发展成为群体传。

  此外,微博中的传播者和接收者时常转换,很难有特定的区分,使“使用和满足”的形态更加多样化、复杂化、碎片化[16]。微博能够让每一个用户“短”、“频”、“快”地发布新闻,并可以做到核裂变式的广泛传播,对新闻和舆论传播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并且还具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17]。社交媒体如此火热的势头,也滋生出了种种负面的效应:传播的真实性问题、价值问题,以及受众对社交媒介的依赖程度的加深造成受众生存空间碎片化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除此之外,社交媒体传播的自由交互性容易消解舆论的社会整合功能,使网络传播的自由空间处于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传播规范的缺失,信息传播的失控等等[18]。

  四、社交媒体的言论、舆情研究

  社交媒体的参与性、公开性、交流性、对话性、社区化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19]。社交媒体以全天候、无间歇、滚动化和裂变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建构了社会现实,又成为意见汇集和舆论生成的平台。

  “围观改变中国”或许是人们对社交媒体的最美好期待。微博作为公共话语空间,在中国公民的话语生成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公民以微博为渠道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促进了中国公民自身话语方式与官方对话方式的形成[20]。

  有学者对“微博围观”下的公共舆论的形成机制做了如下分析:首先,微博围观形成了微博议程,为媒体报道提供了新闻源,从而形成了媒体议程;其次,微博中的大量“意见领袖”:如知识分子、媒体人等影响公共议题的同时,网民的围观形成舆论合力,使得普通用户拥有了话语权,不再是“沉默中的大多数[21]”。

  如今微博问政势头迅猛,微博问政可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的效果最大化[22]。打破了媒体和政府议程一统天下的局面,公共议程成为可以影响媒体议程乃至政府议程的重要因素[23]。

  微博以裂变的传播方式,产生巨大的聚合效应,构筑新的舆论空间,加上微博更容易先声夺人,并充斥着复杂的信息流,从而使得加强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就变得格外重要[24]。对此,有学者特别提出“意见领袖”来在微博舆论监管中的作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如同社会学上的“马太效应[25]”。

  也有研究者对其更多的呈现出的一种“舆论一律”表示了担忧,认为这是一种缺乏理性思辨的表达,这表现在微博舆论经常是以一边倒的趋势猛烈地对舆论事件的当事者进行一致的批判或褒奖,而理性的呼唤早就淹没在众声喧哗的狂欢之中[26]。

  此外,微博是一个自媒体平台,任何人也都有发布虚假信息的可能,而微博裂变式的传播模式,会加速虚假不实信息的传播[27]。广告信息的弥漫也干扰了微博正常舆论功能的发挥[28]。

  对此,有学者从心理学的层面分析认为,要在重视网络舆论中的情绪管理的同时加强网络舆论中的观念引导,并警惕网络舆论中的态度极化,对此,传媒除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之外,也要在展现强势意见的同时对非主流但相对公正意见与理智的意见进行展现[29]。

  五、社交媒体营销研究

  2011年4月8日,“抢占微博先机,把握营销未来”中国首届微博营销大会于在厦门举行,“微博营销”已经伴随着各大门户的微博广告大战热闹起来[30]。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媒体掌握信息,知悉喜欢品牌的产品,他们渴望与品牌进行交流并且参考社交媒体上人们对于品牌的评价。微博营销作为网络营销的一种,以其投入成本低、传播效果广泛,互动性等优势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青睐的理由[31]。就目前来说,公司企业微博主要侧重与消费者沟通、发布新品、辅助公关以及品牌推广与塑造[32]。

  也有学者指出了社交媒体营销中的一些问题,如多数中国企业在微博营销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包括与粉丝互动缺少热度,很难形成庞大且稳定的粉丝群,以及广告信息推送带“官腔”,广告插入技巧笨拙等等[33]。许多企业经常会进入误区:认为微博适用于所有的产品和企业;转发量大,粉丝群庞大,营销目的就达到等等[34]。有研究者对此明确表明:社交媒体营销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缺乏证明营销有效性的相关数据。

  而譬如Facebook上的“喜爱人数”,这些数据只是衡量成效的一种方式,但无法证明最终的成效[35]。当然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营销并非只是企业的专利,传统媒体的微博营销,则主要是对媒体形象的塑造、维护和宣传,及时发布本媒体的重点新闻,转发其它媒体关注的热点,发起话题讨论,与粉丝的互动,达到营销效果[36]。

  当社交媒体的市场营销优势已被充分挖掘,其社会营销的优劣也开始提上日程,有学者指出社交媒体的优势有助于促进社会营销的顺利开展,但同时,其信息规避性、二级传播模式等特点变相成为社会营销的障碍[37]。针对此问题,就目前来说国内的相关理论还不成熟,案例研究还很缺乏。

  六、关于社交媒体研究的思考

  总体而言,2011年社交媒体研究非常活跃,既有讨论社交媒体这一平台在公共事件和话语变迁中的功能,也有这一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研究,同时也辩证分析了社交媒体在市场营销以及社会营销方面的突出作用,将社会营销提上日程。

  传播学以定量研究为主已是学界的定论,但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具体语境来看,质性地位依旧岿然不动,这也同样体现在了社交媒体的研究当中,这就导致研究中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训练。当然注重实证并不意味着实证研究就要超越质性研究,数据和真实案例的分析若脱离质性想象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有些研究者缺于对知识的反思和清理,仅仅在一些“老问题”上做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困于功能主义的思维框架之中。以社交媒体和言论、舆情研究为例,大多数的学者对舆论控制的分析,并不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出发,而是仅仅从主观意识形态出发,研究归为经验总结式,缺乏问题意识和严密的论证过程,缺于对知识生产的过程做严格的社会学分析。

  当我们惯于横向整合,一果多因式的思维方法,纵向的逻辑思维则变得相对欠缺,一些如深度访谈、田野调查等在社会科学研究运用的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在社交媒体研究中并不多见,一些领域的研究依然是盲区,如对社交媒体的社会营销方面,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分析都很缺乏,一些弱势、边缘群体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还有待研究者投入更多的精力。显然,上述值得关注的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课题给未来社交媒体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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