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6 星期六 农历腊月十五

危机报道中的网络议程设置

2012-07-09 13:55:33  来源:Admin5 整理:中国行业报协会

  危机报道中的网络议程设置

  随着新媒体的广泛使用和逐渐在重大危机事件中发挥作用,网络议程设置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网络议程设置具有主客体互动性和颠覆性,以及与传统媒体的交融性等特征,同时由于网络的互动性和开放性也使得其成为危机的放大器。尤其是在危机报道中,网络媒体不仅要认识到网络议程设置所承担的责任,还要厘清与媒体议程和政府议题的互动关系,同时明白自身的缺憾,最终才能更好地在处理危机事件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新媒体;危机报道;网络议程设置

  近年来,借助网络等新媒体传播的热点事件,特别是突发性的危机事件层出不穷。新媒体凭借其开放性、互动性、及时性等诸多优点,成为危机报道的重要媒介,对公众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网络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中网络议程设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日渐凸显。

  危机报道与议程设置理论

  当今社会的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这不仅仅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对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我们国家从政府到媒体都开始逐步认识到信息传播在危机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中改变了固有的思维模式,吸取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危机报道开始成为现代社会环境下媒体报道的一个重要命题。危机报道,就是媒体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的媒介资源就危机事件的各种情况向社会和公众进行通报和分析。[1]由于危机事件不可预测,情况多变,一般对社会的影响较大,所以危机报道的责任重大,需要迅速向大众传播信息、协调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信息。

  人们通常生活在三种现实中,分别是客观现实(实际存在的环境)、象征性现实(媒体营造的信息环境,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主观现实(人脑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美国新闻学家W·李普曼在他的《公众舆论》中写道:“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的‘拟态环境’活动,它形成人们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并由此影响人们的行为。”[2]也就是说,信息环境作为一种“拟态环境”可以演化为现实环境,即媒体营造的信息环境等于受众认同的现实环境,从而影响他们脑中的主观现实,这种演化的过程就要借助议程设置。1963年,美国史学家伯纳德·科恩在他的《传媒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对“议程设置”做出了如下表述:“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3]所谓议程设置就是通过大众媒介制造议题,从而形成影响舆论的一种理论。“而人们一般倾向于注意媒体关注的问题,并且根据大众媒介为这些问题安排的主次顺序,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4]在各种危机事件频发的现代社会,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引导舆论的重要媒介,所以我们有必要梳理网络议程设置的特征。

  网络议程设置的特征

  网络议程设置具有主客体互动性和颠覆性的特征。社会公众利用网络平台陈述事实或发表意见,以其自身的显著性通过各种不同的传播渠道引起大众媒体的关注,使之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这就是网络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新媒体开启了“用户中心论”和“自媒体”的时代,在传统媒体的传播条件下,传播者处于控制地位,受众很少有主动选择的余地。而在Web2.0条件下的新媒体已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传者”和“受者”的概念。媒体使用者,即信息消费者,同时也是信息生产者,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换句话说就是受众在网络中扮演了“传受皆可”的新身份,受众作为传者与以往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距离感和阶级感,而是与受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于是信息就更为容易被传播、被接受。如2011年夏天的“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微博成为发布事故信息的第一媒体,人们通过列车上乘客所发的微博来了解包括事故概况、现场的人员伤亡情况和相关部门的救援细节等信息,并引发了全民对于铁路交通安全的大讨论。互联网凭借其数量庞大的网民和信息传播的迅速和广泛,在危机事件报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受众议程也因此可能上升为媒体议程甚至是政府议程。

  网络议程设置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与传统媒体议程的融合性。一方面,由于网络媒体的“匿名性”和“弱把关性”,传播权力分散到每一个网民的手中,他们可以对信息进行任意加工、修改和重组,成为操纵信息的主体。而公众多以自己感兴趣与否来选择新闻,换句话说,能及时迅速在网络上聚集起来的议程,通常都有较大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而这个时候如果传统媒体不重视的话,就等于放弃了对于社会热点的关注和报道,必然会引起受众的流失。所以网络设置的议程一旦引起全社会关注,它就无可避免地会进入传统媒体的视野成为媒体议程。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在时间的迅速、内容的丰富和深度的拓展上有着天然的优势,传统媒体必须转换姿态,从以往的固步自封中走出来,从网络中寻找新闻点或是危机事件的最新进展。

  网络议程设置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相结合。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主体是特定的传播组织和机构,某个报社或者是电视台,面向的则是大多数不确定的发布信息人群,人际传播的介入是有限的。而网络议程设置的主体是社会群体、是人民大众,广大网民经常会以共同的兴趣或者利益为核心形成一个个群体的舆论圈,以网络为媒介进行人际传播。受众在交流讨论的过程中深化对议题的认识,并有可能因此衍生出与议题相关的新的议题。因此在网络媒介中,网民以群体的意愿对信息进行选择、会合,通过“滚雪球”的效应进行放大,然后再引起更多民众关注,甚至是对传统媒体进行交叉议程设置。

  网络议程设置的缺憾

  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任何事情都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所具有的所有优点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是它的软肋。由于网络的互动性、开放性和主动性,使之成为危机的放大器,呈现出“蝴蝶效应”的传播特点。蝴蝶效应的本质是:任何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都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而新媒体传播呈现出明显的“蝴蝶效应”,新媒体是危机的“放大器”,在网络中一个极其微小的信息,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危害,被称为社会“龙卷风”或“飓风[5]”。

  任何一种传播类型都具有不可避免的风险性,新媒体传播具有强烈的现代意义,它的出现推动了现实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新媒体带来的网络文化精神不断冲击着传统文化,新旧媒体文化进行着强烈的冲击和消解,人们开始走出固有的价值观念,形成现代开放的思维方式。然而在新媒体开拓的生存空间中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甚至也没有道德规范,人们的所说所写全部是个人意志的体现,也就是网络这种“过分的开放性”使得危机传播的风险性成倍增加。特别是现在网络议程设置被严重商业化,推手公司制造网络水军操纵网络议题设置和大众舆论走向,企图从中获得所需话题,从而获得巨额利益。现在某些网络媒体单纯以经济利益来衡量社会事件的报道价值,一味追求新闻的“可消费性”的做法,导致了媒体社会责任的错位。所以网络议程设置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给予公众舆论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引导。而网络这种散点式的信息堆积会使得新闻或事件本身引申出“无限衍义”,危机事件成为一次次“野餐会”:传者只负责带去词汇,而信息接收者才负责带去意义。这在无形中消解了新闻事件的客观性,使诠释成为本体性的存在。

  公众在进行网络议程设置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网络语言的文本碎片化。在这里我们以微博为例进行研究。微博的话语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呈现出一种文本意义的碎片化,字数的限制使得语言表达具有极大的观点性或片面信息的不完整表述。受众在浏览微博时最常出现的困惑就是:尽管大多数人都对同一主题感兴趣或者共同关注同一个危机事件,但是大多都是你一言我一语,缺乏完整的语义表达。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所说:“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6]所以,话语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反映,同时也在构建社会结构。而碎片化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本本身的这种严肃意义,从而导致网络议程设置往往在没有正确的引导下不能够真正代表公众议程。

  网络议程设置的意义

  从危机事件的传播效果来看,传统媒体相较于网络媒体依旧处于信息滞后的状况,一部分是技术原因,更重要的是传统媒体作为传统的、单一的、权威的信息传播渠道,受到来自政府、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制约。而网络媒体正好可以解决上述传统媒体的困境,在第一时间进行危机事件报道。如以2010年3月23日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的校园砍杀事件为例,广大网民对此事的关注、讨论和质疑从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网民热烈讨论“郑民生精神是否有问题,媒体报道是否有失真实”一事。如果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有所动摇,那么就不仅仅关系到媒体本身形象的损毁,更有可能影响政府的形象。所以政府和媒体必须对网民的质疑和忧虑加以重视,对此做出回应并给出合理的解释。传统的议程设置以传者为核心,忽略受众感受,但是网络议程设置有所不同,除了信息传播的高时效性外,它还具有主客体互动性和亲民性等优势,更容易得到信任。可以说,在当代社会,人民的意志已经很难脱离新媒体而独立存在,所以它应该承担“社会公器”的责任,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舆论优势,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善于捕捉重大社会新闻题材,并且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今天的社会环境和媒体环境中,大众媒介如果想要对社会大众做出正确的舆论引导,就必须重视网络议程设置。一部分网络议程的设置来源于媒体议程或者政府议程,每年3月份是两会召开时,两会的召开作为国家大事,必然也会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重要事件,而两会的媒体议程也延伸到网络中,今年,在新浪微博的热点话题榜上,“微观两会”就以千万关注量高居榜首。另外,公众在接收到网络媒体所传播的信息以后,大都会再进行二次加工和传递,然后将加工后的信息再次传输回网络,通过网络的逐渐膨胀,最终形成网络议程,随着网络议程的关注程度和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进而影响媒体议程和政府议程。曾经在网络中引发全民参与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就最终促使政府有关部门再次将如何有效防范打击拐卖儿童行为提上议程。

  所以政府议程、媒体议程和网络议程不是简单的单向循环的关系,而是三方循环,彼此关联。这样就进一步阐明了网络议程设置在今天危机事件报道中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网络的匿名性、无中心性和信息碎片性,导致网络议程设置的过程中会存在危险成分。所以网络议程设置应当扬长避短,加强网络媒体的责任意识,配合网络民意揭示当前社会的诸多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良好的信息管道,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设互动的桥梁,并确保在危机报道中可以有效地疏散群众恐慌心理,正确引导舆论。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