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6 星期六 农历腊月十五

国产电影发展面临原创危机 重导演宠明星轻编剧

2012-08-09 10:24:10  来源:网络 整理:中国行业报协会

  日前,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组委会宣布,从本届电影节开始恢复最佳编剧奖。“这是众望所归。”年过六旬的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直言,恢复编剧奖是一个风向标,可以在影视界乃至整个社会倡导尊重编剧、尊重原创的意识。

  “原创疲软已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首要危机。当下的‘剧本荒’不是靠设立编剧奖就能立马解决的。”王兴东说,中国电影要走出发展困境,国家必须大力扶持、鼓励、重奖、保护原创。

  中国电影不缺导演明星和资金,缺的是好剧本

  中国青年报:您从2008年起,就在全国政协会议等多个场合呼吁百花奖恢复设立编剧奖。您为什么坚持多年为编剧奖鼓与呼?

  王兴东:百花奖在1962年创建时,是注重奖励优质剧本的。第一届最佳编剧奖是夏衍、水华的《革命家庭》;第二届授予李的《李双双》。百花奖因故中断17年后,第三届(1980年)最佳编剧奖是陈立德的《吉鸿昌》。后来,百花奖一直没有编剧奖。连这样的国家级电影评奖都漠视编剧的作用,大学生电影节当然也不设了,毫无知识产权的意识和学术概念。这当然会贬低原创的价值,让业内界外不把编剧当回事儿。很多制片人、导演也对在字幕、海报、媒体上消除编剧的署名权习以为常。这种连锁反应造成了编剧的生存状况日益严峻,创意被剽窃、作品被随意篡改等问题丛生。编剧辛辛苦苦地创作剧本,结果拍摄成影片却都是他人的成就,这显然不公正。

  我们一直争取恢复编剧奖,不是为了争百花奖杯,而是为了维护编剧在电影版权经济中的法定地位和权益,在影视界乃至整个社会倡导尊重编剧、尊重原创的意识。我相信,观众有能力参与百花奖最佳编剧奖投票,选出自己心中的好剧本。

  中国青年报:恢复编剧奖,能改变优秀编剧缺乏的现状吗?

  王兴东:恢复评奖是一个风向标,可以鼓励好编剧,奖励好作品。但是,多年来,影视界舍本逐末,重导演、宠明星,轻编剧,光靠设立一两个奖很难立马出现大批的优秀编剧。演员可能因为一个角色一夜成名,导演也可能因为两部影片备受追捧,而培养一个优秀的编剧得有长期的过程。编剧不仅是文学家,还要是思想家,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编剧田汉在《风云儿女》电影中留下来的,这是中国电影编剧自豪的旗帜。

  评电影编剧奖,必须要看文学剧本。检验一部电影,读了文学剧本,再看电影就知道导演负责制作的水准了。比如,《辛亥革命》的剧本发表在《中国作家》2010年12期,如果能读到剧本,再剖析电影,会得出结论。当下影视界胡乱篡改原创的剧本,颠倒人物,肢解主题,破坏结构的现象很普遍。这种恶习不依法遏制,中国电影早晚走向末路。

  中国青年报:您做了30多年编剧,在您印象中,“轻编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兴东:编剧的地位转换大致有三个阶段:1981年我开始写剧本,当时无论多老资格的导演拍摄我的剧本,编剧的署名总是第一个出场。那时编剧的稿酬比导演和演员挣的钱还多。从上世纪90年代起,编剧渐渐不受重视。因为受到电视的冲击,国产电影开始走下坡路,后来电影市场改革,取消了文学部,编剧没了“娘家”,发表剧本的刊物也解散了,很多电影编剧转向搞电视剧,有的改行经商了。2000年开始,编剧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就更多了,电影中总监制、总顾问、总协调等一大堆名称被加到编剧前面。比如,影片竟然出现导演署名为“某某作品”,不仅践踏制片人权益,也把原创编剧的权益吞食了。另外,编剧参加电影节却不能走红地毯,稿费被拖欠现象也屡见不鲜。

  中国青年报:“轻编剧”给中国电影带来了什么后果?

  王兴东:想当编剧的人越来越少,想当导演的人越来越多;深入生活的人越来越少,闭门造车的人越来越多;改旧翻版的电影越来越多,自主原创的故事越来越少。原创疲软已成中国电影发展首要危机。现在中国电影不缺国际导演和大牌明星,不缺资金,缺的就是好剧本。

  由于国内市场国际化,第一轮竞争就是比剧本创意。可是国产电影还在依靠改编和翻拍,比如,用《雷雨》的戏核做《满城尽带黄金甲》;把《哈姆雷特》改成《夜宴》和《喜马拉雅王子》;把四大名著拿出来拍了又拍,最后发现实在没什么可拍了。著名编剧柳建伟曾说,“在电影的生命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人们才知道生命的源头在哪里。”电影的源头就是编剧的原创作品。当外国影片打入中国市场时,如果能把编剧的质量提上去,我们就有了竞争的实力。

  中国导演一次次冲击奥斯卡失败,说明了什么?同样是亚洲电影,为什么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和日本电影《入殓师》就能赢得世界赞誉?特别是《一次别离》,成本仅30多万美元,拍摄手段也并不复杂,却胜出我们投资上亿元的影片,这充分说明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原创内容。

  好剧本要深入生活写成,但现在大多数编剧闭门造车

  中国青年报:您的《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剧本都是经过实地调查和采访写成的。现在像您这样肯花时间的年轻编剧多吗?

  王兴东:现在很多编剧是自由职业者,他们不是不想深入生活,问题是谁给出路费,谁给他们的工作提供保障?俗话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然而大多数制片商不愿意拿出“一粒粟”的成本,只想“掠夺果实”。

  中国电影文学协会的会员如果出去调查写剧本,我们会有专门盖章的介绍信证明他们的身份。而自由职业者,想要实地调研太难了。我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多次提案,国家应建立编剧深入生活的激励机制,可以像大学申报科研课题一样,国家根据剧目选题,支付前期资金,扶持原创,给足路费。另外,国家要重奖原创,评奖中有所区别,原创与改编是不同的,如果原创作品得不到肯定,甚至被盗版侵权,那就没有人肯下去深入生活搞原创了。

  中国青年报:现在是读像时代,优秀影视作品的教化作用尤为重要。一个好编剧应深入生活,同时要有建设人们美好内心世界的责任感。您觉得呢?

  王兴东:王安石有一句诗可以给编剧启示: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美国电影通过“007系列”向世界输出强烈的美国英雄形象和爱国精神,中国电影也应当成为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名片。

  《离开雷锋的日子》北京有180万人走进影院观看,呼唤道德建设产生了共鸣。应该承认,闭门编造的情节永远没真实生活中的事情生动精彩,生活中处处有奇人奇事,就看原创是否有发现美的眼睛。

  用中国的资源做中国的菜,才能端上世界的餐桌

  中国青年报:1968年,前苏联倾举国之力拍摄《战争与和平》,获得当年的奥斯卡奖,安德烈公爵的民族形象震撼人心。我国这样的作品在哪儿?

  王兴东:2011年,中国年产791部电影,但缺乏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影视创作源于文学,而文学又源于生活。俄罗斯的剧本大多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他们注重表现民族英雄,比如,前苏联的《解放》、《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还有前不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合拍的《决战要塞》,都很震撼人心。

  我们要创作出鲜明的人物形象,除了从文化资源中挖掘出戏剧性的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到社会的实践中去感知人们心灵的需求,发现鲜活的人物形象。日本人能用26年拍摄48部寅次郎的电影,我们的电影人也应创作反映中国人形象的连续性的作品。

  中国青年报:现在外国人也来挖中国的题材了,我们的编剧应该怎样向世界展现独特的中华文化?

  王兴东:好莱坞制作的《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中国题材电影,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我们守着如此丰富的资源,该思考如何把资源大国变成电影产业的强国,只有发掘中国题材,表达中国人的情感,用中国的资源做中国的菜,才能端上世界的餐桌。

  中国青年报:要改变现在“剧本荒”现状,除了评奖鼓励外,您认为还应采取哪些举措?

  王兴东:首先,我国应尽快出台《电影法》,规范电影行业秩序,依法保护电影版权,坚决打击非法侵权和盗版。

  其次,要有文化战略眼光,鼓励和培育原创。发展电影不能急功近利,剧本创作不能搞一窝蜂,要像蚕吃桑叶那样细细咀嚼酝酿,才能织成锦缎。政府要在剧本题材和人才培育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另外,要想电影走出去,首先要让编剧走出去,要给编剧更多出国采风的机会,与世界交流,创造国际合作的剧目,才能做大中国电影。

  最后,培养和提倡编剧们自编自导的一体化创作方向,像《钢的琴》的编剧张猛,弹响了自编自导的最强音,写出了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失业工人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震撼人心。编剧承担视觉文学的创作,也应承担视听作品的制作,这是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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