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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文学期刊在艰难中繁荣 徘徊中进益:活着挺好

2012-06-11 11:36:49  来源:Admin5 整理:中国行业报协会

  在历经数年市场冲浪之后,中国文学期刊一如既往地在艰难中繁荣,在徘徊中进益。2011年的文学期刊,一方面努力冲破“象牙塔”思维,大胆地发声发言——在市场浮沫中以“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为立身之本,开拓视野,书写底层,触摸现实痛点,以人民大众为书写对象;另一方面,努力开掘文学之自身宝藏——使作品的人民性、现实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同时,强化作品的艺术性,使纯文学更“纯”;追索名家精品,开掘新人佳作,在底层风潮、都市叙事、青春写作上形成新的群落。这一切,皆为维护住固定的读者群,吸引住延伸的读者群和偶然的读者群。

  《小说选刊》:行走底层,领跑文学

  一组最新的数字表明: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自2006年改版以来连续5年发行量连续翻番,在2011年达到13万份。《小说选刊》杂志社员工的年薪人均收入也在5年间上涨3倍。这在当下文学期刊普遍面临困境的势态下,引人瞩目。

  《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说,这得益于《小说选刊》自2006年改版以来,始终秉承“现实观照,人文情怀,独特视角,中国气派”的宗旨。“贴着地面行走,与时下生活同步”正是《小说选刊》的办刊主旨与理念。

  5年前改版时,《小说选刊》曾因以一位满嘴馒头、身着污垢的农民工为封面而引发社会热议。但这张照片似乎成为其底层路线的写照。最近几年,《小说选刊》每期刊发的“底层文学”作品占到近一半。

  “之所以把视角对准底层大众,不是哗众取宠和一时冲动,而是对当下文学境遇、社会状况进行深沉反思之后,呼唤重铸文学之魂、将理想之光照进现实的一种理性和自觉。”杜卫东解释。

  2011年,《小说选刊》先后选用“拥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念才会视死如归”的《叛逆者》,描述小村庄里老百姓在寻常日子里泛出幸福感的《刨树》,呈现普通人喜怒哀乐的《故乡小人物》,展示小城市小人物小悲欢小期望的《小城市》等一批佳作。将现实生活中的世相百态人间冷暖尽收眼底。

  杜卫东说,“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文艺思潮,提倡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小说选刊》通过选载、介绍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不仅积极介入了这一文艺思潮,走在了时代探索的最前沿,而且通过自己的选择,在思想与艺术上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即,我们所倡导的,不仅是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而且对底层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也有较高要求,这对于“底层文学”的发展是重要的。

  《作家》:实践、实验与实现

  《作家》杂志的光荣历史包括:刊发的短篇小说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徐坤的《厨房》、潘向黎的《白水青菜》分获第一、二、四届鲁迅文学奖;刊发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的,有张艺谋执导的《有话好好说》、张元执导的《绿茶》、冯小刚执导的《天下无贼》等,还有目前冯小刚正在拍的《温故一九四二》。

  诗人于坚这样评价《作家》:“一个刊物应当有其自身的传统,这意味着某种权威或标准的确立。这个普遍崇尚所谓‘日日新’的时代似乎以改头换面、焕然一新为荣了。相较而言,《作家》杂志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实践精神的文学刊物,今日的立场似乎是‘后退’或‘原在’的。但是,这种立场意味着在标新立异之后,接踵而来的乃是古典精神。”作家王安忆说:多年来,《作家》从未向任何潮流妥协过,始终保持着新鲜的活力,实践、实验与实现着作家的使命。

  《作家》主编宗仁发认为,一本文学杂志在当下社会多少要有一些象征意义。即,它不仅是一个商业品牌,也是一个具有文化象征的品牌。在整个当代中国文学领域里,文学期刊的品牌意识主要体现在——是否对当代文学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当代作家创作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源于此,《作家》始终坚持“纯文学”,并扶持文坛新人。“因为,刊发已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作家作品,对文学刊物的生存固然是必要的。但衡量一本刊物有没有眼光,发现新人新作,则是一个标志性的衡量标准,也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宗仁发说。

  《民族文学》:开拓民族文化阵地

  创刊于1981年的《民族文学》是我国唯一一家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都曾在这里崭露头角。它不仅丰富了我国新时期文学画廊,而且彻底告别了千百年来多个少数民族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2009年,该刊在原有汉文版基础上创办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三种版本,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宝贵阵地。

  《民族文学》近年来精品佳作迭出。2011年即有小说金仁顺的《梧桐》、田耳的《韩先让的村庄》、尹向东的《鱼的声音》、苏兰朵的《女丑》等。

  《民族文学》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版自2009年8月创刊至今,分别刊载了30多个民族作家的200余篇(首)150万字的汉文优秀作品的译作,填补了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字文学刊物的空白。其蒙文版部分发行到蒙古国,藏文版走进青海、西藏的农村、牧区、寺庙、学校,维文版已被列入2011年新疆发行局20种重点期刊。汉文版先后走进“农家书屋”、“职工之家”、“社区书屋”等五大书屋,发行量跨越式提升。

  《民族文学》主编叶梅说,2012年,在多民族读者和作家翻译家的要求下,在目前已有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版的基础上,再争取创办两种少数民族文字版,以进一步促进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人民文学》:挂出国门的文化“路灯”

  2011年,《人民文学》最引人关注的,是推出了英文版试刊号《PATHLIGHT》(路灯)。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说,“推出英文版杂志是因为中华文化有走出去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文学在这方面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李敬泽说,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是他们了解的渠道有限,不少人只对莫言、余华等几个作家比较熟悉,但又希望有人能帮忙推荐新作者、新动向,所以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也是基于客观上的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有1000余部作品被译介到海外,包括百位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以及传统文化经典。从体裁上看,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的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是小说,占到90%以上,散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的译介数量相对较少。

  《人民文学》英文版杂志取名为“路灯”,寓意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路上能起到一盏灯的作用”,运行初期计划以季刊的形式发行。

  为了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传播,英文版杂志在装帧、设计和编排上与国际欣赏习惯接轨;在翻译上主要依靠母语是英语的外籍翻译家。李敬泽认为,“长远地看,英文版杂志操作的难点,在于日后每期主题的选择,得契合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点。”

  《北京文学》:地方期刊的幸福生活

  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学》自1950年创刊至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50年代,《北京文学》因发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新时期之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邓友梅的《那五》、陈建功的《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余华的《现实一种》、刘震云的《单位》、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名家名篇,更是使《北京文学》领新时期文学之风骚。

  而2012年伊始,这家文学期刊便传来喜讯:在新媒体迅速崛起、纸媒普遍萎缩的大背景下,截至2011年12月中旬,《北京文学》仅在邮局的订户同比增长60%。加上“农家书屋”等其他渠道,2012年《北京文学》全年订户比上年同期增长120%以上。延续了几年来的稳步增长势头。

  《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说,“实现这个目标得经过以下两个途径:第一是靠作品。无论是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还是诗歌评论,我们都会考虑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与读者的贴近性,我们要的是曲高和众。第二是靠宣传和发行。文学刊物是文化商品,具有商品的属性。任何一种商品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都要有一个市场培育的过程,文学期刊走向市场也是如此。”

  同时,他也强调:“真正的作家应该是用心灵写作,以真诚的态度面对生活,并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与现实、生活、时代、社会和历史息息相通,他写出的每一篇作品都应该是真诚感受现实、生活、时代、社会和历史的情感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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